自南京“彭宇案”以来，各地媒体相继爆出类似事件，天津版“彭宇”，无锡版“彭宇”层出不穷，而网络上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跌到老人该不该扶”的讨论。近日“小悦悦的死”更是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冷漠”一时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代名词。针对目前社会的“道德”危机，我们都会不自觉问一句，我们的“道德”究竟怎么了？

当我们对“冷漠”的路人口诛笔伐的同时，我们是否会想：“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吗?”

通过比较东西方不同的道德观，从深层次来看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目前所谓的“道德观”呈现出很多问题。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缺乏普遍的信任和价值规范；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将道德美德化，这两方面严重限制着我们社会的精神。

从西方传统的道德观来看，康德认为只有出于职责的动机才是道德的而非基于偏好（我们所有的欲望，所有依外部情况而定的渴望，喜好或冲动）的动机或者处于同情或他利。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在公正课中也点明这一点：我们的道德架构在理性的基础上，而这种理性是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理性，我们选择尊重他人是因为我们都有无差别的理性，而不受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教养影响。可见西方的道德观是一种以理性为核心的普遍的社会规范，而不是以个人的偏好来做出的价值判断。我们传统的道德观以“自我利益”持守为出发点，强调权利与责任对等。我们在认识道德的时候，不是去弄清楚“什么是道德”，而是去探讨“怎样做才是有道德的”。这是由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来表达的，以个体的经验来判断。

西方的道德观将价值判断完全交给了抽象的公共事物---理性，而以理性为基础就形成了“法”来作为普遍的约束，而“法”的精神也成了西方人普遍的传统和观念。而我们从来没有普遍的价值，自古以来是“自我为中心”利益价值观。中国历来有句俗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的判断以自己的所“得”为出发点，那我们的“道德”就自然不能要求人人都遵守，因为你的“得”不一定是我的“得”。那我们的利益判断就决不考虑“公共”的，只能从真实的“自我”出发，对“我”有“得”才能是“道德”的，对“我”无“得”就是“缺德”的。那这样我们社会的“道德”又如何形成呢？荀子认为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就需要有一个强势的社会组织者来恒定。在西方有普遍的“理性”来恒定，或者更早说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中的“上帝”）来判定，因为存在普遍的信仰，基督教义中的上帝存在，人们坚信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每个人将自己完全的信任都交给了“上帝”，至少上帝是不会放弃我们的，那么我们帮助和同情任何人就无可厚非了，因为上帝的子女皆是平等的。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又将自己完全的信任交给谁呢？我们的“法律”？在“彭宇案”的审理中，法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你撞的人，你为什么要去扶她”，在我们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法律可以说是道德的最后底线，作为法律代表的法官的言语完全是将这条底线抹掉了，也完全将人群中这种普遍的信任抛弃了，使得人们不得不心生疑问：“我们该相信谁？”正是这种不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得我们缺乏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从深层来看，我们的社会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一种对社会组织者的信任，一种的人群的信任使得很多人在面临道德的选择时不得不深思。可以说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危机”究其根源就是“信任危机”与信仰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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