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7月11日，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离世，这位学贯中西的国宝级学者的离世，带给了我们莫大的恐慌。我们于慌乱中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大师的时代已告一段落，而这个段落何时画上句号，是我们没有勇气回答的。
我一直不解一个现象，那些各方面都取得超高成就、享有盛誉，且人品与学品兼具的大师的产生何以都汇聚在了一个时代？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父辈所仰慕的那些大师们几乎都出自民国前后，准确地说是19世纪末的后二三十年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无独有偶，有个现象同样有趣——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文明史上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产生了：释迦摩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五岁，比庄子大三岁——几乎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历史有惊人的偶然性，但更有无可辩驳的必然性，并且我相信，某种意义上，后者决定前者。
然而，可悲的是，在物质财富所谓的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人所做的却是亲手送走了一个世纪，一个曾经在国破家亡时给予我们热血与勇气，在建设家园时给予我们力量与智慧，甚至在暂时的黑暗与迷茫年代里给予我们信仰与坚持的世纪。而这些人当中，偏偏就包括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与二十世纪初的人们——前后整整一个世纪。
我想大师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某一领域的突出成就，对于广大的非专业的人们而言，其个人的学识人品及由此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是整个社会永久的宝贵财富。这是一种积淀，由外至内的积淀。而这种积淀毫无疑问是要从小培养，持续终生的过程。一旦这种积淀在你的生命中形成，便会融入血液，深入骨髓，使你的思想成熟，思维理性，使你的人生不再空虚迷茫，不再盲从、无助。
但，这样的积淀从何而来？看看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大家们的人生阅历：他们生长于国运动荡、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里，不论后来的他们成名于哪一领域，但都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无一例外的从小接受了被我们称之为“封建文化”的传统文化。并且，这些东西都被他们称之为自己人生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仁、义、礼、智、信——这些早已推崇千年的品质在他们——哪怕是早年留学海外接受较长时间西方教育的人们身上，都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对文化的学习不应是片面的。一个无视传统文化的人的文化构成是断层且更要命的是缺少根基的。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考验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但我相信，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全球化，唯独文化是无法全球化的。美国前总统称赞周恩来总理时曾说：“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常常挂在孟烦了的父亲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偌大的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不是出自某位救国救民的名人之口，仅仅是一位看似迂腐的读书人而已，但却不失动人之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源远流长且丰富多彩的，然而自豪的同时它的厚重也增加了我们学习的困难与艰巨性，再加上如今的社会充斥了太多的浮躁与利益的盲目追逐，各种各样的压力已经让人们将对于文化的学习定义为毫无实际意义的奢侈品。我认为，仓廪衣食何时都可实可足，而礼节荣辱却是怠慢不得的。
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诸如此类的大起大落，无法想象同志相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是个怎样的境况。我以为，这样一长段的历史应该好好地作为一个教训，一场灾难，一座警钟，对于每一个人，经历过或者从未经历过，受害者或者施难者——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受害者呢?原因很简单，就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在人们历尽千难万险，做出莫大牺牲，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与一切我们所熟知的最基本的法律、道德、伦理所违背的事情。我们应该且必须怀着一份敬畏、虔诚之心来反思这段历史，而不是如现在这般遗忘，丢弃。正如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说的那样：“当一个种族逝去记忆的深渊变得太深太旧时，要想向下探索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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