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当代的一些“硕导”“博导”的“导师”：原来学术也可以用商人聚利生财的办法来弄，用金钱拉出一个关系，撑起一个门面，招集一批门下弟子，开办一个“学术工厂”，然后只管坐收利息，真是一本万利啊！多么奇妙啊！
但古语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德薄的吕不韦得不到超额的福禄，落得个“饮酖而死”的下场，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得善终！《礼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言外之意自然是：无德者，终不可得也！中国巨商、暴发户的生死规律是：富不过三代。其实富不过一、二代的更多。他们从吕不韦的成败史中应该获得些启示。
第三是“实用功利之师”唯法唯功利而缺德贱德乃至背德，薄德寡恩的典型——-商鞅。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 “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商鞅的改革是短视性的缺德的功利主义，难怪自己被车裂，秦朝也短命。他反证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这句名言。
第四是李斯，他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利禄的政客。他聪明又有杰出的才能，在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做出过很多贡献，如车同轨，书同文。但因为心术不正，动机不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结果很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有详尽记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他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莫不是报应乎？
唐朝诗人胡曾专为李斯墓题了诗，其诗曰：“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宋朝大诗人刘敞也为李斯墓题了诗。诗为：“二事三公何足论，忆牵黄犬出东门。天人忌满由来事，枉持沙丘有旧恩。”
《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古语云：积善之家，常有余庆；有才无德，下场难说。
总之，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和李斯的争杀，孙膑和庞涓的斗智，汉代的党锢之祸，宋朝的派斗，明末的内讧，均可以看做是二十世纪国共黄埔生的预演、文革的前奏。中国文化里的“和为贵”大多情况下只是摆设，一山不容二虎，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势不两立，从古杀到今，个人之争杀，党派之争杀，二三千年了，文攻武卫，暴力革命，暴力式改朝换代，禅让制绝种，伯夷、叔齐后继无人。没有真正的和平政治之路。物质文明屡遭摧残，结果五千年的物质文明积累何其少也！而善良的人性却屡受摧残。其结果只能是积贫积弱，到了清末受列强欺辱。虽然有人说中国古代有法家教育思想，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但我认为这些人的所谓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它是对人民的酷治，后来一直有酷吏传统。即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它的法律法规不是建立在正常的合理合情合人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纯粹的畸形功利人性上的。以等级即不平等，刻薄寡恩，专制为基础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特立了《酷吏传》以警后人。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它的法律法规是建立在合乎人性的基础上的，以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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