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宋真宗《劝学文》干脆露骨的讲：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连王安石《劝学文》也说：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好一套“读书只为膏粱谋”系统理论！
这样不少中国人读书的功利性就未免太重了！与造就大师也就背道而驰。
特别是近些年“以经济为中心”堕落成“一切向钱看”。某些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几乎褪尽了。真可谓是“斯文扫地的时代”。不过在我看来斯文扫地的时代最早是汉初时期，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炳注：要官要金!）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我认为：叔孙通乃势利狡儒之祖 斯文扫地的始作俑者。从此就有了孔孟的君子之儒传统，又有叔孙通之流见利忘义的小人之儒的传统。读书人的斯文扫地习性就开始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动荡不安，斯文扫地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一个是元朝时期，文化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靠马上得天下，迷信武力，鄙视文化知识，自然鄙视知识分子，将之冠以“臭老九”之名。这样斯文不扫地是不可能的。
明清时的“文字狱”政策使知识分子更加奴才化，更是加深了斯文扫地的程度。
再一个是“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又一次被称为“臭老九”的时代。斯文扫地是必然的。
最后一个是当代。以经济为中心、以金钱为核心，道德廉耻边缘化，“一手软、一手硬”的时代。教育企业化，教育产业化，按经济规律办教育。更是腐儒狡儒之“叔孙通时代”！某些人斯文扫地是难免的。
这样的环境能出大师吗？叔孙通们、鬼谷子们只能教出像庞涓、苏秦、张仪一类的“倾危之士”，绝对教不出“大师”。
能教出大师的是基于这一类人：“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荻教”的欧（阳修）母，鼓励儿子“走异路，寻异地”的周（树人）母，支持儿子不从商而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母，鼓励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朱（德）母……所以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说：从家学与母教看，为治天下之大本有二，即“正人心，广人才”，而此两者必自蒙养开始。……所谓“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引自《鸿儒遍天涯》高增德 著）可以说任何一位伟人、大师后面几乎都站立着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可见能造就大师的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稷下学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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