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所矿山子弟学校上的初中，那时是两年制的初中和高中。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是解放前的老高中生，很少大学生。我由此经历了1975、1976这两年极不平凡的初中生活。对于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哪晓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更多的老师，整饬纪律不手软，甚至对捣乱分子敢于拳脚相加地“镇压”。
曾经以为，在小学加入相当于如今少先队员的红小兵，上了初中就是争取“红卫兵”，那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先锋队组织。我当过红卫兵，那时只要在学校表现好的，学习比较认真的学生，都可以加入红卫兵。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学生里面就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准备。在当时大人领着小孩“打仗”的很多，有些学生都难免遭到打击。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在抢篮球等问题上，只要有一方横眉冷对，便有对方打抱不平，声援者大呼小嚷、拳打脚踢。学生在当时可以更多地被赋予奴化，大环境最让人鄙视的。教语文的李玉长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许是我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很快受到他的肯定，就稀里糊涂地成了红卫兵。
李老师高中学历，是矿里的工人，安远人，因为在矿山工作时出过工伤，后来被调到学校。他与共和国同龄，字写得漂亮，对学生非常友善，很有耐心，没有用过武力维护“师道尊严”，他能够引导和鼓励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思考、争论。在那个崇尚武力、造反混乱的年代，他没有组织过红卫兵参加偏激的活动，没有向我们渲染过“文革”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说是红卫兵，我们只是多了一个毛体的袖箍，既没有串联的经历，也没有批斗老师的撼事；没有赶上伟大领袖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潮流，是与后来披露的红卫兵组织的无序无情难以混为一谈的。李老师当时喜欢提前把要讲评的学生作文抄在黑板上，发动全体学生评说修改，这让我受益终生。像分析句子成分，推敲词语，真让学生们开动脑筋，以致下课了还为谁对谁非抬杠。在他的影响下，我甚至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拜访矿里的一个失意落魄的肺结核病人，他也是解放前的老高中生。当时不知道肺结核病人会传染，只知道他在报纸上经常投稿并发表，赣南日报社要聘请他当编辑、记者；他的天真和尊严，被某干部不紧不慢的一句话重重地碾碎，因为他是地主成分，以致三、四十岁已是风烛残年。他在不住地咳嗽声中帮我修改了作文，将题目改成《红心巧手绘新图》，并写了些劳动的场面。我由此感受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语言气势，我想不能老用“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句子，应该把场面和人物写得生动，感觉是件爽快的事。在那两年里，我生活的矿山经常办看守所式的“学习班”，经常处在硝烟弥漫之中。学校里也贴大字报，赞扬张铁生、黄帅等闯将，批判所谓修教路线回潮。
现在想来，当时上初中不是紧张的事，没有起早贪黑，没有大考小考，有的女生上副课时还编织手工艺品，也有学生打架让老师烦心的事。学校曾在一个时期每周借阅图书，我在那时养成了坚持至今的做摘记习惯。李老师组织红卫兵周日捉过棉蛉虫，每个人准备一个自制的小布口袋。如冬天为军烈属上山打柴、到矿里一个车间去勤工俭学、举办爬山比赛等，我们分享了红卫兵的无比光荣和莫大喜悦。难忘那个冬天，老师告诉红卫兵并让转达，说周总理去世，“同学们这几天不要大声喧哗”。有几个同学次日还戴上了黑纱，想必是父母的教导。老师在课下也与学生们在一起，在那个闭塞的年代，我们尽可能的沉默。不经意地证明了新的一代正在走向成熟，虽然我们不知道上边激烈的斗争和如何悼念的限制。当毛主席逝世，老师指导我们连夜制做小白花，次日全体师生在矿里临时搭建的悼念会场，那时的眼泪和哭声是没有造作的。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明知道冯德英写的《苦菜花》被学校宣布打入禁书之列，依旧摘抄并隐匿不报，那是我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我参加工作以后，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红卫兵”的书刊。我上两届的同学，作为当年的红卫兵，享受天马行空的免费串联，去了井冈山、还到过北京，聆听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讲话。而我们在一个人性扭曲成为司空见惯的年代，并不知道外面群魔乱舞。往事如烟，我没有自豪，我可以坦然面对：我当过红卫兵！我们这些孩子不是生来立场坚定，而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在特定的年代利用特定的方式，没有让我们偏离接受教育的主航道。
李老师后来也被调到安远县，在县委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写了好多格律诗，我在参编的选集中用过几十首。2006年5月，我在《江西教育》发表《我的语文老师》，写得最多的就是李老师。回首红卫兵的经历，我想真诚地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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