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以后，我被发配到小凉山工作。记得，当所乘的长途汽车进入小凉山地界以后，坡路越来越陡，车速越来越慢。驾驶员频繁的换档和加大油门，使得汽车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一阵阵的向前猛窜。公路十分狭窄，弯道又特别多，碰到对头车时，两车相距仅只几十米，我们上坡的车子必须后退到稍微宽一点的路段，让对头车缓慢的走过以后，才能继续前进。我时时担心车子失控，本能的盯着路沿下方的悬崖峭壁。快要到坡顶时，突然有个年轻姑娘开始抽泣，哭声越来越大。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大妈关心的问她：“姑娘，是不是晕车难受？”这一问，居然使她嚎啕大哭起来，她抽噎的说：“不是晕车。”大妈继续问：“那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可能她发现周围的乘客都用关切而又疑惑的眼光看着自己，也可能她习惯用哭泣和倾诉来宣泄心中的不悦，她解释说：“我来看未婚夫，没有想到，他居然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工作，我心里一时难受，就哭起来了。”她的这番表白，令人不寒而栗，此时才意识到，我将要无限期的在这不毛之地生活了。
到县人事科报到以后，被安排到招待所暂住，无事可做便到处溜达。县城很小，在公路的东西两边有几幢房子，分别是县革委会、武装部、百货公司、银行、邮电局和招待所，职工都住在单位里。为了有点县城的样子，在南北两端分别搭建了10来间简易的“干打垒”土屋。南端的土屋搭建较早，称为“老街子”，居住着一些政府安排的穷苦农民。北端的土屋搭建稍晚，称为”新街子“，居住着从外地邀请来的手工业者。正在游荡时，见一伙人举着红旗和一块贴着喜报的木板，喊着口号，敲锣打鼓的向县革委会走去。为了消磨时间，我跟着去看热闹。队伍到达县革委会以后，此时已有几个穿军装的军代表在门前等候，队伍中走出了一个领导样子的人，对着喜报严肃而又大声的念道；“喜报，敬爱的县革委会……”。全文的大意是，他们加工厂的革命职工，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把机器安装好，破天荒的生产出了小凉山的第一颗”劳砂糖“，接着便宣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我茫然了，“劳沙糖”就是把白砂糖溶化后加点色素，然后加热成面团状，再经两个铁滚筒压制而成的椭球状小糖块。儿时，大街上的一些小商店为了吸引顾客，在店门前当街制作，怎么在这里竟然成了“又一伟大胜利”。
几天以后，有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支气枪，来到我住的房间，问：“你姓李吗？”我答道；“是。”他说：“跟我走吧！你分配到我们电厂当会计。人事科说，你学数学当会计比较结合专业。”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提着行李来到了电厂的配电室。他打开一个房间，说：“你就住在这里，这也是你的办公室！明天交接工作。“说完就要离开，我忙问：“你贵姓？”他说：“我姓罗。”我接着又小心的问：“你是领导吧？”他说：“应该是吧。”我说：“那我应该称呼你罗厂长了？！”他乐滋滋的说：“嘿嘿，叫我小罗就行。我是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我好奇的问他：”你的枪好玩吗？“他十分得意的说：”新买的，用来打鸟，力量可大了！“说完，装上一颗子弹，对着门就是一枪。然后指着门上的小孔对我说：“你看，门板都打穿了！“他的举动完全改变了我对无产阶级基层领导的看法。我以前认为，他们应该是满脸严肃，开口就训人的样子。
当地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后还不到6点，其他人下班就回家去了，整个配电室只有我一个人。由于寂寞，我拿出胡琴演奏起来，自娱自乐。可能琴声悦耳，把家住附近的小罗和几个青工吸引到了我的房间。小罗对我说：”老大，想不到大学生会拉胡琴。”我很诧异，因为只有样榜戏里的土匪头子“坐山雕”才是“老大”，便问：“你们开玩笑，把我当坐山雕吗？”伙子们大笑起来，解释说：“我们这里，称呼大学生为老大”。小罗问我：”你会奏样榜戏吗？”我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过琴师，会演奏一些样榜戏的曲目，我回答：“会”。于是我就为他们伴奏，他们十分开心的唱了一个晚上，欢乐中我们熟悉了起来，拉近了距离。
青工们十分活泼可爱，高兴的时候会在车间前的空地上“打跳”。那是一种少数民族的集体舞，领舞的人吹着笛子，其余的人紧跟随着他依次手挽手排成一条长蛇阵，合着笛声的拍子，踩着整齐的步法，重重的跺着地面，沿着圆弧形的路线欢快的跳个不停。有时，他们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各自带上定量供应的用甘蔗渣酿造的“扁担酒”，围坐在一起，把酒倒进一个大碗里，像击鼓传花那样，轮流着喝上一口。喝完了再倒满一碗，直到全部酒喝尽为止。刚开始几次我不胜酒力，每次轮到我时，只能在嘴皮上轻轻抿一下，渐渐的我也能小口的饮上一点。每次喝到有几分醉意的时候，他们会高兴的讲述各自的趣事或是互相开笑话。有一次，一个青工讲，几天前他去看电影，旁边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农村姑娘，他有点动心，就把手放到了姑娘的手上。姑娘先缩了一下手，后来就不动了，隔了一会，姑娘居然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他又添上了另一只手，就这样相互握着直到电影结束。讲完后，只见青工们兴奋得“喔！喔！”的尖叫。看见我正襟危坐的样子，他突然问我：“老大，你摸过姑娘的手吗？”我的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见此阵状，他们开怀的哈哈大笑。从此以后，他们经常会想着法子，让我处于窘境，开心取乐。
青工当中有一个当过奴隶，摩梭人，大家称呼他“小付”。他的左耳朵前的脸上有一条宽约一公分、长约十多公分的伤疤，脖子两侧各有两个圆形的疤痕。后来得知，他仅9个月大时，就被“黑彝”，即奴隶主，抢到山上去当奴隶，以后又几经转手倒卖。由于奴隶主只吃土豆的心子，奴隶只能吃剩下的土豆皮，他长时间营养不良，因而个头比较矮小。9岁那年，黑彝叛乱，解放军到小凉山剿匪，解救了他，并为他找到了自己的家。
剿匪结束以后，土匪的尸首散布在荒山野岭，无人收尸，为野狼提供的充足的食物，狼群的数量急剧增加。随着食物的减少，野狼开始吃活人了。一天晚上，小付出门小便，被几条凶猛的饿狼扑上来撕咬，并咬住他的脖子拖着跑。他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惊动了族人，大伙提着棍棒和柴块，直追狼群。经过一番搏斗以后，他得救了，可是脸和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奴隶娃子，得到了政府的关照，免费上了小学，又送他到专区的发电厂学技术，回来后拿国家的固定工资，当了工人。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不尽的恩情。他的这种感情时时都能体现出来，每当值班的时候，他都要在“运行记录表”的扉页处大大的写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字。预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苦大仇深的奴隶娃子却遭遇了政治厄运。
县工业局里来了个军代表“支左”，他派了由两个人组成的“工作组”到电厂狠抓阶级斗争。工人当中只有一人出身于“富裕中农”，是小付的妹夫，名叫“次儿”，也是摩梭人，年纪比小付大，相比之下他的成分高了点，说话做事都很谨慎。其他人都出身于贫下中农，有的本人就是奴隶，在成分纯洁的电厂里抓阶级斗争并非易事。工作组为了做出成绩，使出了无中生有的招数，就像野狼把死尸吃光了便开始吃活人一样，历次运动把“坏人”消灭完了，就开始整好人了。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工作组组长煞有介事的训话：“……有人说电厂没有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呢？！ 毛主席说，一万年以后还有阶级斗争。到处都可以抓出坏人，电厂就不行?！你们在座的，哪个的‘鸡儿’是干净的？……”。大家非常反感，我听见小罗轻声的骂：“你们两个的‘鸡儿’才不干净。毛驴子！”，当地人称乱搞两性关系的色狼为毛驴子。后来了解到，这两个人都犯了男女关系的事，被解除了职务，派来当工作组，要他们立功赎罪。
他们立功心切，胡乱挑刺，把电厂的气氛搞得极度沉闷，往常欢乐的唱戏声没有了，更不要说喝酒、打跳的事了。这两个家伙的本事也真大，居然发现了反动标语，而且确认是小付写的。在一次全体职工的会议上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发现了反标，是你付某写的，老实交待！”说着，展示一张“运行记录表”，背面布满了工人们上班时胡乱涂写的字和画。小付问：“反标在哪里？”工作组长指着纸的上沿部分的“打倒”两个字，问：“这两个字是你写的吗？”小付答道：“是，那又怎么样？我原本要写打倒刘少奇，没有写完。”组长又指着下沿部分的“毛主席”三个字，继续问：“这三个字是你写的吗？”小付又答道：“是我写的，可是这些字相隔十万八千里，中间还有别人写满的字呀！我原本要写，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没有写完。”组长大声训斥：“你还狡辩！”小付愤怒极了，他大声辩解道：“我每天都写，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也是反标吗？！”青工们平时就很团结，爱打抱不平，再加上自己的出身过硬，年轻气盛，便叫喊起来了：“对呀！对呀！”，会场一片混乱，会议无法进行，只得不欢而散。
隔了几天，继续开会，组长命令：“大家针对付某的反标一事表态！”可能事前做了工作，也有可能是出身成分比别人高，想表现一下，或许还想为舅哥开脱一下，小付的妹夫“次儿”首先发言：“付某，虽然你本人是奴隶出身，从内心深处你热爱毛主席，但是你乱写乱画的客观效果是反标！你必须低头认罪！”众人沉默。组长胡乱训斥一阵以后，没人理会，又匆匆散会。
有一天，在路边碰到小付，没有寒暄，他就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老大，麻烦你帮我写份认罪书。”我十分惊诧的问：“认什么罪？”他十分坚定的说：“承认反对毛主席！”我脱口就说：“小付，反对毛主席是要杀头的哟！你真的反对吗？”他显得有些无奈的说：“我哪里会反对呢！”我急迫的问：”那为什么还要承认呢？“他的回答让我难以置信，他说:“你看看我妹夫，他居然当众要我认罪。我们的族人说了，既然他不仁不义，那就收拾他一下。要我先认罪，然后揭发‘次儿’是幕后指使人！他的成份不好，别人会相信的。”我被这荒唐而又危险的政治预谋击倒了，人性的良知促使我这样对他说：“小付，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你们家拿工资的两个人要么杀头，要么进监狱，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妹子想想！再说‘次儿’在会上的发言，也是小骂大帮忙呀！千万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可能我的话触动了他，沉思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怎么办？”出于对无助者的同情和对极左的厌恶，我大着胆子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就写，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毛主席是我的救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奴隶娃子翻身解放全靠毛主席的大恩大德，子孙后代都要拥护救星毛主席。没有人敢说你讲假话，包括那两个杂种。但是要承认，为了提高文化，练习写字而乱写乱画的缺点。要特别强调只是个缺点！”运气不好，没有注意到工作组的那两个痞子从我们身后走过来，看见我跟反革命交谈，恶狠狠的瞪了我们一眼。小付要我为他执笔，我说：“万万不可！笔迹必须是你的。”估计他明白我也怕无辜遭殃。
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写，但是工作组组长在一次大会上明确的指出：“付某虽然写了检讨书，但是肯定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他没有那个水平写出那些话来！”由于没有点名，我也不吭声，我相信小付不会出卖我。后来发现，青工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交谈时多了些尊重和客气。
奴隶娃子写反标的事在县里传得沸沸扬扬，估计那些领导们预感到情况不妙，担心在阶级路线上犯错误，害怕不得人心。不久，派人来电厂来宣布小付一案的处理结果：“付某书写反标一事，证据确凿，实属敌我矛盾。鉴于他出身奴隶，而且认识深刻，现在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时隔多年，至今我仍然不能理解，当权者们为什么对民众的贫穷、落后和愚昧麻木不仁，而是醉心于“阶级斗争”，把聪明才智用去发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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