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有扇门，在某个被我遗忘是何种天气的上午，慢悠悠地关上，慢的我能看见掉了蓝漆呈现出锈蚀金属颜色的木门缓缓地接近门框。即使很多年过去，那扇门微弱地闷哼，就像定格在耳膜处，时时提醒我当时的姿态，不知道当时凝视我的是那关门声还是从我身体里抽离出的荒谬灵魂，但我知道，我一定被凝视了，因为那个姿态在多年后依然清晰地犹如电影，从头至尾透着黑白与陈述的味道，陈述一个从凝视到低头的姿态，然后，我花很多年直至如今仍在思考，我那时在想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想。
当然，思考并不是一件简单地事，你不能坐在一张桌子前，放上一杯水或几片面包，如上班那样到时间后开始正规地思考想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传说中的思想家，但你不能保证他同时不是一个空想者。我是从何时开始思考，已经不记得了，或者说也无法记得，它不能像台机器那样按动开关就能启动开始，但我知道，那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是在许多年后自我嗟叹下的沉淀，而是它漫长岁月中那些真实存在感的析出。它也许起源于深夜被窝里羸弱的手电筒光下自认为可以改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世界的剪影；也许是推开沉重的铁皮门，从两侧径直冲出的丁香花的味道；更或许是我没有再抬起的低头姿态，但是，无法否认，这种思考开始了。
溯源，这是寻根的动作，是滚滚浑浊的黄河水反逼黄土高坡的那种动作，千般姿态万种事物总得有个头，以后我们在衍生出的各种迷茫里能够朝最正确的方向发出最直接的叩问，在给我们找寻答案同时也是寻觅归宿。我的溯源是对于一个关于物体大小的追究，不知道别人关于太阳地球孰大这个问题是在几岁时知晓的，遵循常理多数人应该是自然课上，这仅仅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在上幼儿园前就已经被告知了。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论，并且带有学究派地天真，用手指在眼前圈出太阳的大小指给同伴看，理所当然，被无情地反驳了。至今，我仍记得那个画面，以及那个同伴面朝太阳微微上翘的嘴角，这以后，太阳于我而言，它不再是让人知道可以满大街疯跑的标志，而变成与定量性质有关的模糊概念，以至于在随后的课上我被告知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时，甚至没有恍然大悟和提前知晓的成就感，萦绕在前后的始终是那个上翘的嘴角，和他衍化的我现在才能够定义的笃信，它让原本属于根源的问题本身开始淡化，这份笃信是谁赐予他的，为什么要赐予，我不得而知，但它影响了我，让我更知道了诸如地球比月亮大这类不可改变的事实。
知晓事实总归是件好事，毕竟我们人类如今可以这般独占鳌头与这份知晓密不可分，但它绝不仅仅是好事，中国人信太极，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换成哲学，那叫辩证主义，当然，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这些。只简单地知道我的家乡正下雪，但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地方正艳阳普照，遂就有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看着飘雪的窗外犹自陶醉地讲作文，说：这变成了漂亮的白色世界。我晓得事实，根本无法理解怎么就全世界都白色了呢，仅仅是我的家乡啊！可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印随下来的内敛性格在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不敢问，也没有十足的理由问，不敢是因为我怕老师觉得我在挑战她的权威，没有理由则是全班同学没有任何人质疑，这就让人觉得底气不足。但我选择拒绝用这个句子，一直拒绝，虽然时常听见读同学范文是常出现这句话，那我也一直拒绝着。直到很久以后，我知道一个词叫‘夸张’，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法。不知道谁可以为我曾经的疑惑买单，当然我也没有索赔过，更没有人把它定义成损失，所以，这个结论，不存在接不接受。
这是不是一条塞纳河，左岸演绎感性，右岸续写理性，价值就在于它的对立与差别。在最初懂得‘两岸’时我相信是，那是眼与心灵分别感受世界所呈现的精髓。但在时间的洪荒里，多少脚步纷至沓来，一脚踏在承载爱恨嗔怒所以情绪的左岸，一脚踩在贴着规则烙印的右岸，可他们存在着，那种缩短两脚距离的趋势也在愈演愈烈，合二为一成为必不可挡的结果，就像那扇门，开着，最终是要关上的，换来我仅仅是从凝视到低头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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