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秉县系多民族杂居地区。2014年底的人口统计表明，全县内有苗、汉、侗、彝、布依、仡佬、景颇、高山等17种民族。全县苗族人口89482人，占全县总人口171785人的52.1%。另外，还有末识民族革家，共2000多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5.5%。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创造并推动着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
施秉苗族自称Hmub（谐音：牡）、Hmongb（谐音：蒙）、Hmaob（谐音：摸）、maob（谐音：毛），有的地区自称“ghabnus（谐音：嘎耢）。史书称“黑苗”、“九股苗”等等。解放之后，统称为“苗族”。
苗族主要分布在县境内的马号、双井、杨柳塘（原白洗）、城关（原偏桥）等四镇。这些苗族村寨集中分布在中南部和南部在区。六合、平扒、乌亚、冰洞、溪口、八梗、走古屯、贵科、贵纪、屠户山、冰溪和龙颈、屯上、大冲、平地营、盘龙坳、小溪、麻力坪、平槁等村寨；双井镇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把琴、石厂、龙塘、塘珠、凉伞、平寨、侗鼓、白坝和贡琴、高甸、冷水冲等村寨；杨柳塘镇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翁兵、梨山坪、长田寨、高塘、中垮、陆地坪、岩头等村寨；城关镇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门、鼓楼、上、下翁哨、白塘、丁家桥、小河、新桥、上、下木江、水井坡等村寨。
施秉苗族从何时何地迁入，历史上没有记载。乾隆《镇远府志》载：“当日之苗，环处施秉，至于偏桥东南而止，今则西北皆苗。”这书中所说的明是在明朝初年，这说明至少在明初，苗族已迁至此。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苗族简史》等等加以综述。
五千年前，炎黄时代，苗族属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蚩尤集团在现今河北省涿鹿一带被炎黄打败后分化，到尧、舜、禹时代属“三苗”的一个分支，称“鬃”或“髦”，首领号罐兜。最后被大禹在现今甘肃省积石山一带打败，迁逃到长江中下游，秦汉时期把苗族称为“荆蛮”。以后随其迁徙的历史过程，在史志中分别记载着。先秦时期的“九黎”、“三苗”乃苗族不同时段之先民。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黄帝与蚩尤空前规模的涿鹿之战后，战败之“九黎”匆忙渡过黄河散居江淮一带，史称“三苗”。尧舜之时，“三苗”不服，“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放其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残余部分留藏荆州山林之中。苗族先民在其民族形成的初期连绵而残酷的战争即如影随形，无论是在奴隶制的夏、商、周或封建社会的诸王朝，战争的阴影始终在苗族的头上笼罩着。战争不绝、迁徙不断，战争成为苗族被迫迁徙、逃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全国众多区域留有苗族足印及苗族人口分布面广的历史成因。
苗族迁入贵州最早是在战国时期。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施秉是否有苗族居住，但从“庄蹻西征”，就应当认定为苗族已在这里迁居。秦楚争霸时，楚王命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庄蹻“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新唐书・南蛮传》亦谓，“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亦谓，“自滇池夜郎以西皆西楚庄蹻之裔”。楚国为“三苗”遗裔之一的“荆蛮”所创建。楚国辖区之属民称为“南蛮”，“南蛮”之主体乃苗族先民。我们知道，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古乐器自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1982年施秉县在修建黄磷厂职工宿舍时，也在施秉老人委处出土了编钟。而此编钟形似如1988年4月，钟祥县冷水镇富泉村出土了一批战国青铜器如出一辙。这些青铜礼器的出土，为研究施秉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春秋之时，楚庄蹻已将施秉列为荆蛮之地。而把象征王权的编钟带入了施秉，早在两千多年前，施秉就有了苗族人活动。
施秉苗族有几种来源，其一是“松党故”分迁而来。其二是“汉变苗”。
松党故位于剑河县太拥乡久脸寨东南半华里的山坳上，此地至今仍有“九股祭祖土”、“九股祭祖田”和分迁所载的石柱遗址。他们是居“九黎”和“东夷氏族”的后裔。自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在冀东涿鹿战败，蚩尤被擒杀后，因战争和饥荒，其部属便南迁到江南一带繁衍，一部分长途跋涉来到黔东南，以“西”、“方”、“柳”等为族称。从苗族古歌中得知：“来到方振西，来到洋岔利，集全族祭（祖）五届”。（“方振西”、“洋岔利”是苗族对榕江的古称）。“来到九千地，来到七万寨，九千地产粮，七千寨产棉。”“九千地”、“七万寨”、“七千寨”指今榕江、剑河、台江、雷山交界处的剑河昂英、昂宿一带。由此，得出一条苗族迁徙的粗略路线，即从江淮——洞庭——榕江——昂英——久脸。“西”支大约在唐末宋初从“松党故”经五次迁徙。“柳”支系其中三十人离开昂英，后迁施秉、台江的清水江一带。但何时从剑河的昂英迁至本地，均无考。
杨柳塘吴氏支系苗族，原为春秋时吴国国民，吴灭后，迁江西庐山，宋末元初迁天柱远口，其祖吴世万于明洪武年间随征交趾有功，来到天柱远口吴盛祖地定居。又因“老寨人口多，高山没田开，鱼多没漕容，人多没住处”，由于生产、生活引起诸多不便，先祖们遂“杀牛来议事，商量分处坐”，氏族于“先将”（即现雷山西江）定居。清雍正五年(1727年)，张广泗被提升为贵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年)，张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等地驯服各个苗族部落，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剿抚并用，之后被授为巡抚。当时各个苗族村寨中，就属清平丹江的苗人最剽悍，张广泗派遣军队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以及鸡沟等寨。属镇远管辖的上九股诸寨与丹江的苗人村寨接壤，也紧接着一个个被降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的诸个苗寨全部被平定。也就在这一时期，吴氏从西洒逃出，再分迁岜梭（现杨柳塘镇）。
根据施秉杨柳塘吴氏族人口载：杨柳塘（原名白洗）吴氏，其远祖勾吴（有的写作耇吴）即泰伯，自枫木故地而来，因洪水滔天，逃至江南，居于江南梅村，梅村就是“祖母寨”。元代至顺年间（公元1330—1333），泰伯第91世孙吴世万，弃五品千户官职，携妻眷自湖广行省靖州路会同县远口（今贵州省天柱县远口镇），徙居沅州路西南部新龙款（今湖南新晃新寨乡龙寨村，旧称沅西新龙款）。吴世万生子品象，至第三代“富”字辈有12孙，分12大房。富赛迁雷山西江，雍正年间迁岜梭定居（注：此载有碑文记录，碑立于施秉县杨柳塘镇屯梨山坪组，为一路桥碑）。此吴氏认为：“汉戴孝，苗披麻”，所以每到老人百年归逝，只戴麻线，而不戴帕。这与《吴越春秋》所载“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相符。又云：昔西江关卡严密，凡男丁者均杀光，只留下女丁，先祖耇漾在其母带领下，将耇漾之生殖器捆扎于屁股之后，清军用枪挑开长裙，见其为“女”，放行。于是逃避至岜梭构岜仙避居，之后定居老寨（现杨柳塘老寨），耇漾生三子，后又因男人无所娶，女人无所嫁，于是“议楖”，“做主分客”（其实就是兄弟间分族，以客主身份，内娶内嫁），之样之后，“三公分三地，三婆分三路”，人丁得以繁衍。这与苗族古歌里所说的“兄妹开亲”是一样的。现这支苗族，人丁兴旺，分居岜梭十八寨（现为28寨），有人口两万多人。
关于“汉变苗”，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载：“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楙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谓‘熟苗’，半多此类。”明初，“提督屯田，相机剿苗”，贵州设二十六卫，一百六十五所，驻防十六万五千人。人多了，哪来这么多女人，坚守着那一屯一堡也十分的苦闷，有的干脆逃跑，只身躲于苗寨里去“淘”生活。为了能在苗族村寨子生活下去，他们先是从“打老庚”、“结拜弟兄”为起点，于“当义子”、“拜保爷”等，后因关系密切，结为姻亲。这样一来，汉变苗的情况出现了。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长来就“鼓励苗汉通婚”起来。汉变苗出此而生。在施秉汉变苗的有张氏、丁氏、刘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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