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文子都觉得自己是个称职的教师，是个好老师，但遗憾的是好老师教不了自己，也似乎教不了孩子。因为好老师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条可怜虫。
腊月里的一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本打算去镇上，结果落了一场大雪，路都封了。母亲也在一边唠叨着：“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里静静地呆着。这么厚的雪，人都不能走，更不要说车子了。再说快要过年了，要是出点儿事，那这年还怎么过！”我答应了母亲便去扫雪。院子虽然不大，但雪太厚了，堆起来还要倒是院子附近的地里。差不多花了三个小时，我才把院子里的雪清理干净。这时母亲早已把我的屋子收拾好了，火炉上的一壶水也开始吱吱作响，两个馒头半边已经烤黄了。透过钢板的缝隙，偶尔可以看到火苗在蹿头，这是炉火温度最高的时候。整个屋子被烤得像面包房一样，完全感觉不到是冬天。窗户玻璃上的冰花也开始化了，我不得不把它擦干净，免得化了后水流到炕上。
窗外依旧是白茫茫一片，不分东西。只有那盘山小路清晰可见，犹如上帝随手扔下的一条麻绳，弯弯曲曲地挂在山腰上。这是村里学生去上学的路，所以每次下雪后总有勤快人会把路上的雪扫得干干净净。白雪的映衬下，就算有只野兔跑在这条路上都可以看得见，近视眼除过。此时，我看到的是一队人。
我们村这条小路上出现一队人无非三种情况：要么是学生姓放学了，要么是过年上坟或者正月里走亲戚的人。很显然，今天是特殊情况。我让母亲看一下那都是些什么人。她走到院子里看了一下说：“前面排头的那个是校长，第二个是子文，还有两个大人不认识，后面几个是我们村的学生姓。”母亲说完又接着干她的活去了，就好像看到天空有飞机经过一样，完全不关自己的事。而此时，我强烈的感觉到要出事了。
看到这一队人，别人第一反应是那几个小孩犯错了，老师还他们回来见家长。可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文子出事了。
我赶快出了门，刚走到门前被雪埋了半截的草剁旁，就看见前面有一队人正朝我走过来。没错，是刚刚从山上下来的那队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小学校长，身上披一件皮大衣，手里拿着一老式军旅水壶。后面紧跟着两个人，估计也是小学老师。那两个人分别从两边挽着或者说押着文子。文子在中间也很配合，一直低着头。队伍的后面全是我们村的人，有几个长辈，无论村里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在场。一群孩子个个手里拿一雪球，边走边打闹。剩下的全部是看热闹的。有的女人连做饭的围裙都没取下来，两手沾满了面粉;有的男人一担水还没挑回家就放在了路边，加入到队伍之中。
这阵势就像是文革时的批斗会。不管是地主还是反革命，可以肯定的是被批斗者就是文子，只差那纸糊的尖尖帽还没有戴在头上。
队伍朝着文子家的方向去了，我进屋添了件衣服也赶了过去。
到文子家时，院子里只有一群小孩在玩儿雪。文子的爸爸常年在外做生意，文子的妈妈身体一起不怎么好，再说也上了年纪。快到中午了，院子里的雪才扫了一半，现在又被这群小孩撒得满地都是。我探头进了上房的客厅。文子抱头坐在睡房与客厅之间的门槛上，他妈妈站在旁边。校长和村里的几位长者围着火炉坐着，茶罐里的水正在冒泡。其他人都围着茶几，坐在沙发上，眼前都放着一杯水。大家都绷着脸，好像是在蓄势。
文子妈妈看到我来了，便要去给我倒水，我连忙止住。这凝重的空气此刻好像被我打破了。校长喝了一口茶说道：
“丁子文老师疯了！”
这话太狠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一个教了二十几年书的人嘴里会蹦这么一句话。他从来没想过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能不能接得住这句话，反正我是被震惊了，我甚至能隐约听到文子妈妈泪水涌动的声音。
校长喝了口茶，长出了口气，好像轻松了许多。是的，他是轻松了，或者说已经成功了一半。他一开口就把文子定义成疯子，然后在文子没有话语权后，他说的什么自然就是真的了。校长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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