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是前者就让我琢磨许久。现在我想，除却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风貌，北大的自由，在于我可以成为任何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我既是材料，又是工匠。明白这一点让我有些惶恐，当初挤上高考独木桥时，我未曾预料前方有如此宽阔的道路和岔口。确切的说，高考是一个“被选择”的制度，我们都有幸成为获选之人；至此之后，一部分崇高的权力被解禁了，那就是选择。问题是：选择太多，反而无从选择了。深夜独行，想起白日所见星光璀璨之人，难免沾染一身黯然。我并无自鄙之意，我喜欢北大，它这么大，这么深，仪态万千，深藏不露，总让人觉得被它的光芒淹没。我会是谁呢？是白天遇到的那个十四岁就能解答世界难题的天才少年，是写出百万字文学评论的同龄女生，是妙语连珠、广受欢迎的儒雅学长，还是那个能在国际赛事上将一把小提琴拉到评委落泪的美丽姐姐呢？很难说我会是谁，但我知道我不会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这么一想，反而坦然了。回到“人生”这个论题，因了它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逆性，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我甚至认为，是我们选择了我们自己。在“选择”这方面，没有什么命运或者神迹可以剥夺我们的权利。一个有坚定信念和坚韧品格的人，就算命运只给他一把秃笔，他也能以自己的鲜血做墨，为这苍白的人间抹上一抹夺目的朱红。
这是理想者和追梦者的崇高之处。我也有很多理想，有的是随口一说，有的则非常隐秘——我想做导演，作家，摄影师，甚至是优秀的妻子和母亲。它们显然并不矛盾。繁多的理想使我的生活充满可能性，就像随风播撒的蒲公英，于哪一块田地落下都是欣喜与感激。
要说自由不能承受，那是因为与自由相伴而生的总是是孤独，每一个走在荆棘路上的理想者的行囊里总有它的影子。米兰·昆德拉描述过这样一段对话：“他热切地聆听她讲述自己的人生，她也怀着同样的热望听他倾诉。他们完全明白彼此所说的话语在逻辑上的意思，却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的低声密语。”是啊，孤独，它像生命里的一个总会到来的寒冬，或许就在人群熙攘之中向你袭来，明心见性的瞬间这岑寂的天地不过只有你一人罢了。孤独叫人沉静，也叫人发狂。我想我们因此能够体谅大学里沉迷游戏的学生，体谅那种沉迷某些事物的心情，但我们却不能认同——因为他们懦弱，畏缩，虚掷着自由。自由的边界和屏障不是法律，而是自律。自由和自律是太极的阳和阴。生命只有这么长，还不得留心脚下的路？换言之，自由也意味着囚禁——为了维持它，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使我们远离生活禁区和思想盲点的放逐，接受社会的责任和规范。不与生活为敌，这就是自由的艺术。
在普陀山读完圣严法师的自传，被大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定力深深震撼。在他放弃住持身份去西方传教（其实是流浪）时，他说“当你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是自由自在的，一旦你拥有东西，就会被它牵绊住了。我非常快乐，不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事实上，我反而觉得未来将会是丰富远大的，因为我有学生，仍然有使命要完成，只是晚上不知道睡在哪里而已。”即使对一个看透了生死的出家人来说，生命仍然是有意义值得追寻的，这追寻意义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了。此刻的我，也恰恰是“一无所有”了：只身离开家乡，步入大学校门，往日的荣耀光环一扫而尽，行囊已空，正好轻松上路啊！
几天后我们乘船离开普陀山，在来时的码头上回望，只见海面上烟雾缭绕，不辨其踪。但我知道，它总会在那里，算作世间一个永恒微妙的去处。在一片山水画的朦胧里，不知怎么再次想起尼采来：那的确是悲观主义的论调，可那悲观，也是强者的悲观——是啊，如果人生是场梦，也要有滋有味的做好这场梦；如果人生是场悲剧，也要有声有色的演好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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