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六一”儿童节还有一个多月呢，上四年级的儿子就时不时的念叨起自己的计划来了。买什么玩具啦，参加什么比赛项目啦，计划花多少钱啦！当然他也极其反感那些旗林队、鼓号队、花操队对他的“邀请”。其实他只想用两个字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痛快！痛痛快快的玩一天，吃一天，乐一天。只要痛快，不许附加任何条件。
儿子的表现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四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的情景。同《小红帽》的故事一样，从诞生至今，一个字也未曾改变过，“六一”儿童节其实也是千篇一律的老样子，唯独不同的就是我那时候的儿童比起现在的儿童从精神上是太幸福了，有哥、有姐，几乎每个家庭至少都有两个孩子，热热闹闹的互相依靠，互相帮助，其乐融融。一些小困难找哥找姐就解决了，根本不用麻烦父母。上帝总是那么公平，精神上（比现在）太过幸福的我们，在物质上就差得太多了，随着一年一度的“六一”运动会的来临，学校动员起来，班级兴奋起来，我也上火起来了。
我清楚的记得，运动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课，在班主任大讲本次运动会对于班级，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大意义之后，有些歇斯底里的向我们几个还没有交服装钱和鞋钱的“钉子户”发出了最后通谍：“白上衣蓝裤子（喇叭筒）白球鞋，这是新来校长统一规定的，你们不要给我们四年二班抹黑……”然后，我们几个没交钱的被“请”站起来，一个个陈述原因。我耷拉着脑袋，两手扶着课桌，生怕班主任哪一声“河东狮吼”把我那单薄的身体无情的摧毁。
“李青念，你说。”
“我，我家孩子多，我妈说，买不起……”
“刘杰。”
“我，我妈说让我弟我妹参加，我就……”
“阚烽。”
“ 我，我我家孩子多……”
其实家里是让上六年级的姐姐参加了，因为她一个女孩子嘛，脸儿小，又要强，学习也好，是年级的尖子生。另外，哥哥还在外地上初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家里的负担可想而知。我对能否参加运动会淡定得很，我是男孩，要坚强、忍耐，要有责任感（妈妈语）。
在最后通谍无效之后，我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周“劳役”—打扫班级卫生。另附带不准参加“六一”运动会，立即执行。
现在写起来很轻松，当时的心情真是糟糕极了。虽然同学们没有冷嘲热讽，但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真是不好受。三个交不起钱的孩子默默的干完班级的活儿，太阳早已落山了，我们背起书包默默的分手，各自走上回家的路，大街上飘着晚饭的香味，晚霞满天映得小树林也红彤彤的好看，一个没精打采的孩子拖着沉重的脚步，默默的承受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
“六一”运动会在班里交完钱的同学们的热切盼望中，在交不起钱的极小部分同学（我们三个）的惶恐给与不安中终于到来了。头一天彩排时，我们还被允许在班级边干活边观边看。三下五除二干完活儿，我们趴在窗台上指指点点起来：谁谁走的不好，谁谁衣服不合适。总之，让我们穿上那套衣服的话，一定比谁都强。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真话。当时，我们的心里只有极度的“羡慕嫉妒恨”。
不知道为什么，天气总是跟“六一”运动会过不去，多少年了，一开运动会就变天，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有时，天有些旱了，老农们不看天气预报，而是向我们打听学校什么时候开运动会。我们生怕给他们弄准了，就不告诉他们开运动会的准确日期。
然而，这次，天却出奇的好，我不怀好意的愿望落空了。
检阅终于在很多领导冗长的讲话结束之后开始了，我们三个本来是趴在学校的大铁门外的，不过那里很快就被小商贩们占领了，于是我们就找了一段比较隐蔽又没抹石油的围墙。大个子李青念踩着几块砖头先爬上去，用砖头把嵌在墙头儿上的玻璃碴子打磨掉，我和刘杰再爬上去。我们骑在上面看，心情非常好，有吃有喝儿，又自由。我始终没把不交钱的结果告诉母亲，她整天忙于家里的生计够累够苦的了。妈妈可能觉得对我有些亏欠，破天荒的给了我1块钱，让我买吃的。那时候大面包才一毛五一个，汽水桔子汁才一毛五一瓶，大麻花儿两毛钱一根儿。我差点就花光了它。我们骑在学校高大的围墙上，透过浓密的树枝树叶和随风飘舞的彩旗，还有跑道外围密密麻麻的人群，边吃边喝，享受着这只属于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其实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就只有听的份儿，终于我们听到了发令枪清脆的爆响，锣鼓声夹杂着加油声和播音员兴奋的激动的解说声，一阵紧似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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