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的姥姥和我的姥姥是一样的。

妻的姥姥是村子里年龄最大的，她有着和共产党一样的年龄。身材小，可脾气不小。一双小脚走起路来，那种矍铄，那种麻利，哪像九十多岁的人？昏黄又浑浊的眼睛，依然现着她年轻时的倔强和精明，还不失天真和深邃。

妻的姥姥是村子里大堤上一棵最粗最高的杨树。

听姥姥讲那过去的故事，这让我有如坐春风之感。她给我讲故事时，眼睛中现出的亮光，让人觉出她的高兴，像找到知音一样。握着我的手，紧紧的，她的世事洞明的气场，倏及我心。近百年的人生砥砺，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事儿。活的时间长了，对死的看法，就像回归一样。早就做好的寿衣寿帽，时不时戴一下穿一下晒一晒。没有一丝的波澜，没什么可怕的，甚至想早点儿去找先她十多年离世的姥爷。

妻的姥姥是历史，她嘴里的卫河两岸近百年的沧桑，给了我无尽的联想。她是智慧，她眼里的人情世故，给了我活着就是硬道理的指引。她是意义，她噔噔噔一口气上到我的六楼，给了我天天向上的看不见的力量。

解放前，妻的姥姥的娘家有三四十亩地，她没有挨饿的记忆。那你家不是地主吗？我笑说。她决然地说，带着几粒唾沫星子，“中农！后来还给分了去！那是祖辈攒下来的！”后来，根据门当户对原则，她认识了妻的姥爷————他家里也有几十亩地。人的想法从哪里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给了她“经济”的想法，这在农村是不多的。

妻的姥姥是一个有“经济”想法的人。“文革”时，不让卖东西儿。怀里揣着几个鸡蛋，惴惴地，寻着谁想要…………这是胆大心细的人才敢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要不得的。姥姥挎着竹篮子，在镇上东张西望。白白的围巾盖着她炒的焦花生。那些管理者，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最是吓人。有时，不得不把篮子和称放在隐蔽处，盖上玉黍杆子。有次，在给一人称花生时，没提防“敌人”已到面前，争执中花生撒落一地。称被那人拿到了镇里，香喷喷的花生进入了那些人口中。从上午，到傍晚，她像电线杆子一样杵在镇政府门口等称，嘴里说着不卖你们咋能吃到花生。没几天，五十多岁的姥姥又来了，篮子里不知放着什么。

妻的姥姥的“经济”，是一种思想，光芒万丈长，像太阳一样。

有年春节，去二姨家里给她磕头，她笑得眼都眯成一线，像花一样。握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好像我是她的知音似的。神采怎一个奕奕了得！我笑说，我好串亲戚的。她紧接着说：“我在这儿，你不给我磕头呀！”一阵哄堂大笑。临走时，姥姥倚窗挥动的手，成了一幅难忘的画儿。

去年下半年，妻的姥姥偶感微恙。后电话知道，很快就好了，也没去看她老人家。也许是老天的垂怜，送给我一个可心的女儿，心里盘算着过年给她磕头时拍一张最大姥姥和最小女儿的合影，让女儿也沾一沾姥姥的福气。听说，姥姥给我女儿的见面礼都准备好了。

腊月二十丑时，天还没亮。妻轻轻地说了一句：“姥姥走了！”我的心咯噔一下，还是没过去这个年。隔壁屋娘哽咽道：“有娘在，自己多大都不觉得大！”姥姥走得匆忙，但没有太多的痛苦。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多少钱有些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1921年，姥姥生的伟大。2017年，姥姥走的光荣。

轻轻的她走了，正如她悄悄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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