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包书皮是领到新课本后一件必不可少的“功课”。每次一领到新书，我就飞奔回家，不用母亲吩咐，把那张四方饭桌擦得干干净净，再小心翼翼把新书拿出来，一边闻着新书的油墨清香，一边等父亲干完农活回家。

那时候的书皮，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纸包的。最好的当然是彩色的年历画，纸质厚实且光滑，包出来的书光洁挺括，如果能将主要的图案包在封面的正中，就更是好看又经用了；其次是牛皮纸，比年历画薄，也略显粗糙，但朴拙大方，还可以想办法画些花花草草来装饰它；最差的就是报纸了，软绵绵，全是黑乎乎的字，在上面写上钢笔字也常常分辨不清，而且包好的书皮也是松松垮垮，时间不长，书皮的边角就开始泛毛、开裂。但即便如此，在当时报纸都是非常难找的，只有村委会才有报纸。父亲就向亲戚好友、左邻右舍讨来旧年历画，藏在柜子里，以备我包书皮之用。

每次领到新课本，在我的左顾右盼中，父亲终于干完地里的活回家了。他在屋前的池塘里洗净双手，又用毛巾把手擦了又擦，这才打开柜子，找出几张发着脆响的年历画。昏黄的灯光下，父亲顾不上吃晚饭，开始给我包书。母亲也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儿，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

包书的工艺很讲究。父亲将年历画的图案估量着放在封面的正中，然后对折，把书夹在中间，在四周轻压一下，压出书的大概轮廓，反复比划着包书纸需裁剪的大小，然后将多余的纸边裁掉，沿着书脊压出的轮廓线，对准上下书线各剪一个豁口。剪豁口时，剪刀下去的角度要一致，太宽则不精致，太小则不大方，太用力剪过了头，书边则会不整齐。然后再以书边的轮廓线为折痕，将书的封面和封底摺进去。最后，父亲用他有力的手掌向下压住书本，直到书角平平整整、折痕服服贴贴为止。

包完书皮，父亲拿出他心爱的钢笔，蘸满蓝色的墨水，在封面上写下课目的名称和我的名字。他写的是繁体，字不算很好，但一笔一划，都端正有力，一丝不苟。父亲包的书皮堪称完美。四个角棱角分明，六条线横平竖直，每个地方都严丝合缝，漂亮、精致。这样体面的课本足以成为我在伙伴面前的骄傲。第二天早上到了学校，我们就拿出这些包好的书，互相比较炫耀，而我的书总在众多的包书皮中得到一致的好评，那心里真是比吃蜜还甜。同学们的啧啧称赞，也让我对书倍加呵护、珍惜。那时村里的孩子整日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丢书、撕书，把书弄得污秽不堪的比比皆是，不少孩子等不到学期结束，封面脱落、纸张破损，可我的课本直到学期结束，还是那么干净整洁、完好无损。

青灯有味，儿时不再。那张油亮的四方桌、那些明晃晃的年历画，还有昏黄的灯光下等候的时光，连同包书皮这件事都成了美好的回忆。现在那些用流水线上下来的塑料书皮的孩子们，恐怕已经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那份期盼、激动和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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