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过世的时候，人们将她生前所穿的服装都要拿来火化。古老的习俗认为，只有火化了逝者心爱之物，她到了先祖之地才拿出来穿上，人们也才看得起她。否则她的灵魂会时常的跑回来，要她那心爱之物。当人们拿出衣物出来烧时，母亲亲临了现场。当一件锦衣就要拿来火化时，母亲制止了。这是一件全蚕丝做的锦衣，苗话叫“欧嗄根喜”，红色的基调，那上面绣有凤凰和喜鹊，那些如荷花的小朵儿羽羽如生。在暗与明的花朵之间，总能现出那一纽一纽的龙纹。母亲说，这件还是留下来吧，算是母亲送给她的纪念物。
苗族人认为，去逝的人必须要留下一点东西给活着的人，因为那是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这种物品代表着上代人的最高手艺。苗族人有“噶江菈巴”的说法，所谓“噶江菈巴”就是先代人的工匠技艺，他们所说的得不得到上代人的技艺传承，那就看下代人的技艺悟性有没有了。母亲或许得到了这种真传，或许可能还有超过外婆的技艺，因为外婆在的时候，时常“训斥”我母亲的妹妹们：“你们都傻，只有阿娜聪明，只有她能巧绣和织锦”——阿娜就是我母亲。我想也是，因为我儿时的记忆里，在我家的屋檐之下，母亲的周边里，时常聚集很多挑花绣朵的人，八十多岁了，还叠畾两副眼镜绣花，我姑娘的绣花长裙是她完成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要留下这件衣服，我想那可能是为了母亲的怀念吧。
又在好多年之后，母亲才把原委说了出来。母亲说，那件衣服是1956年7月24日，外婆穿着那件衣服去镇远参加跳芦笙舞来，回来之后，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从来放到柜子底下，只有到六月六晒衣日，她拿出来晒过之后，又重新折叠回柜子底下搁好，因而很有的纪念意义。外婆去镇远跳芦笙舞，确有其事，因那时建州，各地都选有参加活动的人，她入选了。
外婆是“丢梭”的人，“丢梭”也就是施秉县杨柳塘镇。就在清朝灭亡的那一年，她出生于丢梭的平磨寨。十六岁时，她嫁给了我的外公。还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国民党抓兵，外公不得不跑台江的革夷躲藏。清朝末期的咸同苗族大起义，革夷是大本营之一，就是起义失败，官家也不敢蓦然前去，因而那是藏匿“抓兵”的好地方。外婆没有办法，她带着我母亲的三姊妹到双井镇的把琴村，借宿在一个地主家的楼阁里。而外婆则到双井镇上给地主家织锦、刺绣和制衣，她是靠这手艺养活了母亲姐妹三的。地主不知姓什么，反正是富人，因为外婆手艺很好，所以地主家对外婆也格外的照顾。外婆给他家织锦时，留下很多的线头和布头，主人送给了外婆，并对她说，你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自己也制作锦衣吧。外婆很感动，她东拼西揍，又勤勤恳恳，在完成地主家的织布任务的同时，经过五六年努力，她也做好了一件属于自己的锦衣。因为身份地位低下，她做的衣服色道要暗一点，而她给富人家姑娘做的衣服则鲜艳一些。不要说那个朝代，就是现在这个朝代，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手工的刺绣衣服，那是何等的荣幸。
双井平寨村位于清水江畔畔，有河堤，开埠于明代，是清水江一带重要的物贸码头。因为人多，就在这临江河堤设有的场，一时商铺、馆舍、驿亭林立，是红及一时的商贸中心。民国三十六年某一场，这里的人们照常进行买卖的生意，地主家的姑娘带着外婆也去赶集，她们是要去购买蓝靛和旧州色（又称假旺介，即一种紫色染料），用来染布用的。突然听到马蹄子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叫唤：“嘎兰县达也！”当看到荷枪实弹的人走到了街头之后，人们纷纷落荒而逃。“嘎兰县”就是县长。据外婆说，嘎兰县是带人来剪衣服的。凡穿着苗族的花衣的人，如果被逮住，就会被剪成七八块，还要用黄油抹在上面。男人还被强制剪头发。外婆们逃出来了，回到双井小镇里时，她们还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这是件什么事件，后来我从有关书上得知，那是国民党时期的“新生活运动”。那运动发端于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所谓“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由于忙于战争，这运动断断续续进行。民国36年（1946年）全国又开始了。这不仅是在汉族地区，民族地区同样进行。时任施秉县县长的廖思桢，为了响应号召，他不得不带一伙人到平寨给“边胞改装”。当时镇远专员公署发布的公告：“本署为彻底改良边胞服装，以资简朴，符合新生活之要求起见，特遵照省颁布倡导民间善良习俗实放办法一种。除呈报并分行外，合亟检发一份，令仰该县局遵照切实实行具报，事实创举，应妥慎办理等因，附检发改良边胞服装实施办法一份。”该实施办法共十八条，其中有“边胞男女改良服装规定，年满四十五岁以下者，限一待改装。”“禁止贩卖紫色颜料及有关苗胞所需之花线、首饰等类。”对不改装者“不准参加赶场及进入马郎坪（即游方场，苗族青年谈恋爱的地方）”，“不准参加芦笙等娱乐会”，“不准富家子弟及优秀分子、公教人员与不改装者结婚”等等。这个“新生活运动”要将苗族人穿着了几千年的服装改为汉装，这实在很荒唐的事，违背了民族的意愿，也失去了民心。记得咸同苗族起义失败之后，苏元春也曾这一带搞过“改装”运动，那是封建时代，而我们的这位蒋总统也这样做实在令人费解。
据说那次县长的平寨之行，也改了不少的人，有人被强制穿上了旗袍，妇女的头也剪短了。廖思桢在回县城之时，还给这些改装的人照了相。外婆所服务的地主家也在被改之列，为不被发现有苗装，他们将苗族服装藏匿起来，拿到很远的亲戚家放了。外婆的家在杨柳塘，，她只好把那件衣服谨慎的放到巫夷的家里，一直到解放初。杨柳塘解放，她带着子女回家乡杨柳塘分田地时也带了回来。
一九五六年，为了建州庆祝活动，各地纷纷组织民族文化队伍参加，当时施秉的芦笙队以杨柳塘为主，他们组织了两支队伍参加。外婆是个歌师，同时也是个芦笙手，她被列入参加活动的对象，还说要穿苗族锦衣吹芦笙。当听说要穿锦衣，她犹豫了，她去给农会主席说，她不参加了。农会主席问她缘由，吱吱咕咕半天才把真话说出来，她怕穿着那锦衣去镇远，怕被“嘎兰县”剪。农会主席笑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土地都给了，还怕穿衣？各民族大团结了。还说建州是我们苗族自己的事，也就是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哪个还剪衣服？国民党才这样，共产党不同。几经说服，外婆终于穿着她自己的锦衣参加了活动，还拍有相片拿了回来。
建州已六十年了，外婆已不在人间，我这里只想介绍给人们的是，如果不是党的领导，我们少数族连自己的衣服也不允许穿。试想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家都穿同样一种服装，那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宪法写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的字句，虽然短短几个字，确表达了民族平等的心声。
外婆走了，外婆的锦衣还在，锦衣就放在我母亲的衣柜底里。
贵州省施秉县苗学研究会 吴安明（笔名/紫夏）
二0一六年七月五日于偏桥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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