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人遇上政客-文/孙进》
古今往来，凡是入政的必先能文，不说“下笔如有神”，也至少要能“下马草军书”，所谓立政以立学为要，舞文弄墨是为政之前提。但能文却未必入政，入政看文，为政看人。多少文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苦苦追求，一味追求，但到最终也只是“望断天涯路”罢了。
我觉得文人是“幼稚”的人，这幼稚得益于他内心的浪漫，况且他们天生具有一种包含的情怀。无论是像杜甫那样悲天悯人也好，还是像李白那样放浪形骸也罢，都是因为具有浪漫的情怀。这浪漫可以是基于现实，愍怜众生，如杜甫；也可以是发自内心，体谅万物，如李白。文人通古今，明天地，各类哲理娴熟于心，可是偏偏有这类人，纵然懂得地理天文，悲欢离合之因，仍然是官道不亨，大道难行，这就是天生的文人。当天生的文人为政治所约束，到头来成就的必然是他的艺术！
我们仍然记得宋徽宗以“瘦金体”闻名天下，记得他一手好字拼得众多好词。偏偏这样的一个人还高呼“搴珠帘、望尧瞻舜”，不知他是发自诗情，还是真的就自身定位而言。终日与花草为伴，与山水为伍，以诗词作舟，到头来也不免风月之人，骨子里连皇帝的边都沾不上。当金军攻陷汴京，他听到财宝器物被盗毫不动色，待听见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这是要什么样的情怀才能引导如此费解的行为？不过，到头来还是免不去靖康之耻，落得“花城人去今萧索……家山何处，忍听羌笛”的地步。
李后主是个类似的人。吟风弄月，拈花赏词，闲来两杯小酒，醉时揽美奏琴。他的“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真是自己的完美写照。如此浪漫闲逸之人，谈何秦皇汉武，谈何“会挽弯弓射大雕”。文风柳骨，触之易碎，与一国王君之刚烈果断差之甚远，真是“人间没个安排处”，早点去往蕊珠神殿也是个善终。余怀在《玉琴斋词》中说“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君子”实在是中的之评。王国维也说过“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确实，这种文骨是天生养成，而君王虎骨也是天生所生，既然身为君王，偏又“弱柳扶风”，何不狠下心传位贤人，学那范蠡逍遥世外？
后主与徽宗真可结为兄弟，虽诞生不同时代，却“同是天涯沦落人”。最终的结局也都以悲惨收结，令后人看来低头摇叹，扼腕沉思。政人溺文，真是行船凿洞，飞蛾扑火。他们都是有尊不会享，最终导致一无所有，“万籁俱寂”。然而有些人却是筚路蓝缕，劳费万苦千辛也难进高堂。
自负鸿鹄之志，身怀八斗高才，在致韦左丞时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这样一个集雄心与宏才于一体的人，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也没取得理想的成绩，后来不得不感叹“乾坤一腐儒”。是啊，只会写文章，不会做事；只会反应情况，却毫无解决办法；只会抱怨，只会哀叹。李白当年背井离乡，游历天下，好不容易入得长安，成为翰林院供奉，却也因蔑视权贵，遭谗出京，只能与月亮相约，在那遥远的天边了。
李白与杜甫比后主与徽宗要幸福多了，他们至少相互结识，各为怜才。虽然没有在政治上闻达于当世，却在文学上著名于后世，并且千古不衰。这是文人溺政，这种天生的文人即使上下求索也只能望“高堂”而兴叹。
普通的文人与政客是可以有连接的，普通的政客与文人也是可以挂钩的。唐太宗精心图政，偶尔闲来也会吟几句“色含轻重雾，香引来去风”；郑板桥在画竹之外，也能“难得糊涂”，不刻意追求，难得一身轻。
文人与政客在游历上也不同。文人游历全为经历见识，政者游历实在体察民情，这是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两者最终目的也必截然不同。政者作文从政出发，铺陈叙事，陈言利弊，发表见解，最终达到治国安邦；文者作文以疏散心情为始，或夹之议论，痛述时事，最终达到的是艺术上的高端，为文之道之伊始。文人与政者心性不同，情怀不同。一者心怀山水，一者心怀天下。即使如杜甫般“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只是膈意他诉。是文人就行文人之事，是政者就行政者之道。些许人天生适合为文，些许人天生适合搏浪官河。光有理想与抱负不够，认清事实，掌握定位才是主道。“深处种菱浅种稻”“骏马能历险，渡河不若舟”！文人本有文人的情怀，政者自有政者的真义。谁也不能说谁不是，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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