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
灵均是战国末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号。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前278年），姓芈，名平，字原，号灵均，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暇的后代。约公元前339年诞生于湖北秭归三闾乡乐平里，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就读师专时，我读到了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离骚》中的名句。
一
《离骚》是屈原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共373句，近2500左右字。《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放言不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诗人爱国无门，痛苦心理历程的积极写照。
屈原，是一块宁愿融化也不愿在泥沙中偷生的寒冰。他的一生，就是求索的一生。所谓的求索，一是对已有的信念的坚守和不放弃，二是在此基点上对更加美好深远的理想境界的探求，高尚峻洁的品格，崇高的理想，对进步和光明的热爱，对祖国命运顽强战斗等等都是屈原求索的内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虽然现实很黑暗，很残酷，追求真理的道路很曲折，很遥远，但是他也会不惜一切去寻求真理。屈原的求索主要体现在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索求，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诉求等。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
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其光辉的历史背景对家庭成员有建功立业的潜在要求。儒家：“士志于道”，“立德”“立功”“立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激励着屈原通过实施政治抱负的途径来实现个体的存在价值。屈原早年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为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而积极准备。他认为自己既内含天地之正气，谋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国患，威能治强敌，仁能怀远人的绝远之能，又注意加强修养，增民才能。他学识渊博，擅长辞令，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重要官职，外在的建功立业，治理国家的实际行动是屈原追求个体存在价值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屈原对个体价值的追求还体现在他的“好修”，“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内外兼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在饮食衣着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通过这些外修表明了他清洁的品质，在“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妒嫉”的黑暗现实中，他不断强调要“退将复修吾初服”，并且“伏清白以死直兮”，愿为清白正直去死，这是他的内修。司马迁《史记》里这样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也。”这是对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
第二，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索求 。
屈原是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个体命运和价值追求。从屈原所处的时代看，结束春秋以来的纷争局面，天下一统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当时各国的实力来看，真正有可能担当统一重任的国家只有秦，楚两国，“从合则楚王，横成秦帝（《战国策•楚策》）。屈原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希望国君能选贤任能，罢黜奸诈，修明法度，加强法治，联齐抗秦，进而统一中原。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正如狄更斯《双城记》所云：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春天；
在我们面前万物俱全，在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全部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楚国的腐朽贵族集团苟且偷安，骄奢浮逸，“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全然忽视国家的前途和利益。在这样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形下，屈原“忽奔走以先后兮”，“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始终在为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而努力。林之铭《楚辞灯》说：“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他愿意奔走先后，一马当先，为祖国开辟通向富国强民之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屈原的这一片忠君爱国之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却因触犯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而招来了接踵的迫害和打击。被贵族群小围攻，楚王听信谗言而疏远了他，他最终被放逐，但他始终以祖国兴亡为念：“余固知蹇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一直到最后，诗人接受了神灵的启示，准备去国远游。在旭日的光辉中，诗人“驾八龙以婉婉，神高驰之遨遨”，眼前一片光明，但是当他“忽临睨夫旧乡”时，却割舍不了眷念祖国之情，终于“蜷局顾而不行”，他不能，也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对楚国和楚地人民有着一种宗教般的殉教情结，他的全部生命和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他于悲愤交加之中，怀抱大石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屈原死日，传说是五月初五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
第三，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诉求。
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难题。人在信仰里生活，即使这样的信仰并不那么完美，甚至是荒谬的，这样的生活也不算是荒诞的，然而，人一旦发现被自己信仰的东西背叛，然后从这样的一种信仰中挣扎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让他无所适从，在这样的进退维谷之时，人的处境便是荒诞的。这个千百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精神难题，处于理性文明萌芽时代的屈原最早地遭遇到了。他“见帝”，三次上天入地“求女”，徘徊在“远游”和“还乡”，经历着人间最残酷的精神折磨。他上下求索，有说是求理想，有说是求明君，也有说是求知音。不论何种，按照价值追问的逻辑，他的行为早已从经验飞升到超验，提升了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超出了偶然暂时的意义，而进入永恒的王国。它不但拯救诗人自己，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片遮风挡雨的大厦。
屈原最后投江而死，他的死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是痛苦的事情，需要死去，才能新生。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屈原也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个性的张扬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并将他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推向了对整个人类的关注，而成为人类终极理想的关怀。
二
屈原的求索似乎是个悲剧，鲍鹏山在《寂寞圣哲》中说：“因失败而辉煌，我认为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屈原以他充满天地间的辽阔呼号与追问，以他自己生命底处的伟大搏斗，以他创造鸿篇巨制的艺术能力，以他独步千古的浪漫想象，以他敢于直面生死，敢于向着未知世界勇猛叩问的“天问”精神，以他以生命护卫正义，反抗奸邪的精神勇力，叩问与唤醒着传承文明，担当道义的知识分子精神。屈原精神对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倘若没有屈原这一历史的先在，中国士人就会少了一种精神支撑，中国历史就会缺少许多悲剧气氛。
屈原这个被黑暗时代埋葬的伟大悲剧人物，以他的不甘示弱的强光照亮现实，他是历史的发光体，光芒穿越千年。“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得好，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让每个公民敢表达自己不同的声音，都只是歌功颂德，都只是粉饰太平，都只是鸦雀无声，那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社会，建立公民社会，让老百姓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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