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云打电话来约我吃饭叙旧时，我特别高兴。当年他差几分落榜南京大学，之后我们就断了联系。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南大研究生，毕业后又进了省直机关，端上了铁饭碗。虽然有人绘声绘色地学过他接同学电话时打官腔的调调，但我一直不太相信。
吃饭地点约在夫子庙红宴楼。一进门，我差点没认出他来，平头，黑色粗框眼镜，白色格纹衬衫外搭紫色毛绒背心，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穿着他爸爸的蓝布中山装、被我们戏称为“村干部”的样子。只是皮带在他肚子上勒出了一圈饱满的弧线，让人有点引俊不禁。我刚一走近，他就笑着起身，上前给了我一个拥抱：“老同学，真是好久不见了！”落座、点菜，一说起在宿舍里诵读我俩写的《讨班主任檄文》、他带我去他家老屋捉白蚁、我教他躲在厕所里抽烟的年少趣事，就仿佛回到了当年。
酒过三巡，谈起各自近况。他津津有味地介绍机关职务级别和晋升年限，如数家珍般吹嘘手里负责的动辄上亿元的项目。尤其是看他接领导电话时小心翼翼地捧起手机，对着空气满脸堆笑，三句话不离奉承，我忽然觉得，这席叙旧就像一碗初时热气腾腾的鸡汤，放凉了难免油腻。
只有聊到怀孕的老婆时，他才露出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憨厚笑脸：“她一直吐得很厉害。但我们买的房在郊区，每天得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上班。”
“不然你们在她单位附近租个房吧？”我说。
“中介带我在古林公园那片看了好几套，不是房子不行，就是房租太贵。你知道我们公务员工资都很低的。”
“古林公园不就在我们单位附近吗？房租是挺贵的。”
“怎么这么巧？那你们同事有没有单位附近的房子要出租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不是你们单位的老人吗？熟人多，人脉广，帮忙打听打听，我相信你肯定有办法。”
“对了，我们部门主任好像有套房子就在单位附近，两室一厅。但听说都装修好了，要给小孩当婚房，估计不会往外租。”
“这样啊……那你就先别跟他说了，要是用了人家的婚房多不好。”
他抢着买单开完发票后，我们互相嘱咐一句“常联系”，各自在饭店门口打车回家。我看着凌云坐的出租车开进灯火通明的都市夜色，回想这席短暂的叙旧，不由叹息：原来大家早走上了不同的路，这十年给我俩之间制造的并不仅仅是今晚那一张桌子的距离。
过了几天，部门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去送材料：“这个信封里装的XX项目申请书。我打过电话给郑科长了，你把信封交给他本人就行。还有，这个信封里是一份租房合同，也交给郑科长。如果他问起房租，你就说我已经收到了。记得一定先把租房合同给他，再递项目书，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我一看，那信封上留的姓名和手机号正是凌云。盯着手上的信封，我想起以前我俩从凌云家老屋那棵梧桐树干里，小心翼翼捉起的一只白蚁幼虫。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4月28日
投稿人姓名：王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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