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人们说，我们村里曾经出过状元郎，不过那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而且还是个凄凉的传说，是山里人用来教育孩子的。
话说在唐宋年间，我们村里住了一刘户人家，家里生了个聪明的儿子，五岁就会读诗，七岁能背道德经，十岁熟读四书五经。但是家境非常贫寒，父亲得病去世。母亲见孩子聪明，不想毁了孩子前程，就四处讨饭供他读书。后来，这位刘公子考的秀才，成了举人中了状元。被封为一方的县令。
这位刘县令从来不在人面前提起他的母亲，他觉得母亲是下贱之人，他觉得有这样的乞丐母亲是一种耻辱。他当了县令后偷偷差人给她年迈的母亲送了些铜钱，就再也没有管过了。
老母亲非常想念儿子，可是身无分文，她沿途乞讨沿途打听，终于找到儿子当职的县衙。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对衙门口守卫说:“麻烦通报，让你们老爷出来见我，我是她娘”衙役赶紧回去禀报:“大人，外面有个疯女人，说是您娘要见你，我看就是个要饭的乞丐，您看怎么处置”刘县令一听慌了神:“这里有些铜钱，把她打发走”说着给了一袋铜钱。衙役带着出去，给老太太扔在地上，说“老爷赏给你的，快走”刘县令等衙役出去后不放心，就偷偷跟出去躲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到那个使他愤恨的老女人。
老太太泪眼纵横伤心欲绝地从地上捡起钱袋，把钱全部散给了路边的乞丐。老太太突然，对着门大声喊:儿啊，我知道你在里面呢，你出来让为娘见一眼，就是娘死了也瞑目了呀。躲在门后的刘县令还是无动于衷，他只希望她快点走，不要让县里乡绅富商看见他有个这么个母亲。
就在老太太绝望的时候，天空一声惊雷，打在衙门口，从门里跑出来一只小狗，朝着老太太走去，小狗很温顺地在老太太腿上磨蹭。老太太牵着小狗离开了，从此刘县令刘失踪了。人们后来说，那条狗就是刘县令变的，是上天惩罚他的不孝。
村里人喜欢用这个故事来讲给孩子听，让孩子知道要孝顺父母。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父母是不可以选择的，他们是与生俱来的，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要孝敬他们。
也许是听这个故事多了的原因，村里的人始终认为孩子读书长大了就可以做官似的。他们老是说山里里娃要想有出息就得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当官。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但是我们村里一直没有出过大人物，因为好多孩子都半途就辍学了。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那里的教育是很落后的，我记得我们这一代人（85后和90后），上学的年龄都在7岁以后了，因为太小的话走不了山路。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秋季我上学了，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背着一个布袋袋，打着红领巾，排成一对走七八里的山路，到山底沟里（前文说过我们村在山腰上）的初小读书。
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地方的教育情况，人民公社时期后期，我们村大队分七八个生产队，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初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教书的先生是村上聘请的乡村先生。到了四年级就要到大队部的村民小学去上了，那里最早有初中我上的时候只剩下四年级到六年级了。到了小学毕业后上初中要饭30里地外的镇上初中去上，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我记得我上初小那会儿，我的学校是由两个生产队合建的一间40平米的土木瓦房。前面放了好大一块木板，被染的黑乎乎的。教室里放了三列木桌和木凳，中间有两个宅宅的路道。两边是一年级和三年级，中间是二年级。老师通常给一年级上完给二年级上然后三年级，给别的年级上的时候我们就乖乖看自己的书。现在想起来，很不可思议。
我上初小那时孩子特别多，一间教室三个年级大概坐六七十人。个头大的三个人坐，个头小的四个人挤在一起。我记得很清楚，我才去的时候很小，四个小孩挤在一起，写字都特别吃力，而且小伙伴你推我挤的很难把字写好。但是那时候上课特别规矩，因为我初小的那个老师特别恐怖，他上课拿一根两尺厂的竹棍，谁说话就打谁。还有就是上黑板默写，写错了就得挨打。
我记得我们村有个孩子特别笨，每次都写不出来，老师把戒尺打断了好几根。那时候特别怕老师，上课要上厕所都不敢吭声。老师在黑板前挂个铁铃，下课了他就自己敲一下，上课了也自己敲。那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学校就他一个老师，他说了算，所以上课下课特别不规律。有时候他忘了敲铃，我们就一玩玩几节课。我们都是早上在家里吃了饭，然后去学堂上四节课，到了下午两点多就放学回家了。
我们上四年级就开始住宿了，大队部小学距家里有15里的山路（那时候是土公路），学校起一口大牛头锅，请了个老太太，给我们做饭。我们要给学校交面（包谷面和挂面）交柴换成饭票，用来在大灶上吃饭。我上小学的时候那里有200多学生，每顿饭一大锅，我们每顿拿个瓷碗，做饭的老太太给打满，收二两饭票。
大灶上只做糊汤（也叫玉米糊糊）和面条。一天做两顿。面条只有周二和周四下午有，那时候觉得面条就是特别好的饭。饭里面都是不放菜的，我们每个周末从家里来学校都自己用个小桶提些菜，带些干粮（馍馍什么的）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给到里面夹一些。
那时候可能是在发育一天总觉得饿的慌，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用个火炉子自己在家里带些米用铁茶壶熬粥喝（忘了介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冬天是允许学生带火炉的，因为天气太冷，孩子们就在自己家里带来木炭和火盆生火取暖）。
后来上初中了，每个周末走30里山路去上学，周五又走30里山路回家。一周家里给10块钱生活费。那时饭也便宜，学校还是两顿饭早上面条5角一碗，中午米饭一块钱一碗，一天也就一块五，再加上在家里带些干粮，一周10块钱也够花。后来上初三被分进了快班（也叫火箭班）周末也不回去，家里把生活费提高到15块，不过也够花。就这样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初中，后来以比较理想的成绩靠近了县城的省重点高中（那是我们那个时候所有孩子的梦，我们学校300多初三学生也就考上十几个）。后来就又从高中考入了一所差不多的大学。
我走过的路，也许只有我一起从山里走出来的伙伴走过。很多现在的90后朋友都表示不可思议。我是我们那个村子里第一个考上省重点的，也是第一批考上正规大学的（村里人把公立大学这么叫）。从前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总记得我拿到省重点录取通知书时，村里的轰动。他们说三代人都没有人考上那所学校的。因为村里人认为，考上那个高中就把一只脚伸进了大学的校门，而大学生在农民眼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村里的人教育孩子也喜欢拿我说事。现在我很少回去，在他们面前我只能装出文化人的虚伪。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大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我们变陈了社会的异类，有时候成了堕落的代名词。大学的扩建和扩招，让这个曾经象征着象牙塔的阵地里乌烟瘴气。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学生毕业就失业了学业成了他们的职业，出了社会他们什么都不是。出现了很多极端的愤青，壮志未酬身先死！
前不久我回到了我们村里，曾经拥挤不堪破败的小学建成了两层小楼，却没有昔日的繁华景象。初小早在我上初中时就撤了，小学在我上高中时也撤了，初中在我上大学时也撤了。现在村里好多人在外面打工，就把孩子放在城市里上学。而留在家里上学的孩子，需要到40里地外的地方上学，还要有个家长专门陪读。教育在偏远山区确实成了问题。
山区的孩子上大学真的很尴尬，我们身边很多没有上大学同龄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我们还在苦逼地学习，毕业了不一定比他们生活的好。这个年代大家都在拼，有的拼爹，有的拼学历，有的拼技术，有的拼才艺，我们拿什么去拼，也只能拼自己了。有的直接放弃抵抗了，爱咋咋地！
古代读书学而优则士，如今可能还是这种观念大兴其道。有千百万的考生去竞争有限的公务员岗位，乐此不疲。我们还是有很深的官本位思想，我们千方百计地往那个队伍里挤，头破血流，前赴后继。革命的精神在这个年代得到了最好的发扬！
我觉得山区的孩子更适合学习技能，因为我们不适合做学问。如今做学问是需要有资本，你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得有博士等各种头衔，你不仅要标榜吹捧，还要资金投入。我们山区的孩子没有能力。家里供你读完大学已经不容易了，你要考研，你要考博，等你读完了家里的父母都被扎干了。而你这些年还得紧紧巴巴地过，接济不了家庭，孝顺不了父母，解决不了婚姻。
我经常在想一个人需要多少文化才能活的潇洒，拿到博士文凭？出国留学？难道我们就必须需要一纸证明才能在社会立足吗？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全日制学习，出来后社会告诉我们:你还不够格。你得拥有就业的资本，各种资格证各种推荐信各种各种。
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梦，他们背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还有家庭的命运。然而这个时代却是个塑梦和碎梦并存的时代，他们为梦想执着过，却也被现实摧残过。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因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证明只有泥腿子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取得胜利。
2014年5月18日 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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