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幸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的一场讲座，他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反观中国隐士文化让我受益匪浅。他认为中国文学史中对于“率性而为”“不拘礼数”“特立独行”甚至“对酒当歌”等文人行径是有着一贯的推崇和褒奖的，而如魏晋“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不随波逐流、归隐山野的做法也是被认可甚至成了很多人羡慕和向往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念似乎已经进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可是却很少有人问背后的缘由，以及带来的后果。这可以追溯到庄子的逍遥于天地之间的道家思想。庄子以及其追随者的这种逍遥思想是有一个对自身、自我的基本前设的，即认为人的原初状态是完美无缺的，那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混沌而精气充沛的统一体，即为“道”，为“真”，为“本原”。所以我们有“返璞归真”“包璞归真”等说法，即认为有一种先于人、先于世界的、与生俱来的“璞”和“真”的存在。或者宽泛地说，认为自我就是洁白无瑕、玉洁冰清的“璞”，这种美和优秀甚至高贵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更与万恶的社会格格不入，所以我们提倡归隐，提倡洁身自好，即要守住自己最初那份高洁。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好，但偏偏人不是孤立的，是社会性的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性的动物，他总要和他人产生某种关系，因为他人的存在而存在。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国是缺乏的。
这种隐士文化还类似于西方的，也曾经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之中十分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它提倡人的自治，相信人性本善，不需要政府或者一些行政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这种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不缺法律，缺的是法律的执行力；我们不缺官员，缺的是官员在其职，谋其政。他们想的是如何连升三级，即使做出了成绩，要么是为升官做铺垫，要么被宣传放大甚至流芳百世。问题是，老百姓还会如敬奉神明一样敬奉这样的官员，而不问：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么？
陆教授的出身是英美文学研究，剑桥大学的博士，所以他身上给我感觉总散发着传统英国绅士的味道，优雅的微笑，略带内敛和拘束的身体语言，不时发出的一点点冷幽默。当然他会自然而然地比较西方基督教对西方人的影响，还有与中国的差异。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生而有罪的，这是与中国儒道文化最为根本的区别。基督教强调人带着有罪之身来到世间，为了赎罪，为了获得上帝的原谅而存在。这从根本上否定和打碎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自我形象，因而人首先要谦逊甚至卑贱地直面自己的罪恶，然后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通过关爱他人、关爱世界、勤奋谦卑地工作、勇敢地背负责任从而获得道德和行为上的完满，还有上帝的宽恕。但是，如前文所说，中国儒道传统，特别是道家的逍遥派传统是假定人，或者是某些人有着先天的美好和高贵，是高唱自我的。这种对自我的先天性认定怎么会让他有闲暇顾及他人和反省自我，所以中国人历来不缺乏批判他人和社会的人，缺乏的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解剖的人。同样，当天将降大任时，中国从来不缺乏集体逃亡，或醉酒卖疯的人群。
我觉得陆教授的这番比较还是颇为深刻的，但是他没有给中国人指出一条道路，当然也不可能让我们全体都改信基督教。然而，他提到的我们要提倡一种“公共责任”，或者说“对他人的责任”是十分合时宜的，我们不要总说着“达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等宏大话语，我们想想对于身边人的责任，对于触手可及的他人的关爱，对于公共秩序的遵守，对于点滴小事的不忽视。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社会急需的精神食粮。
陆教授所说的内容我都赞同，唯独他对于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褒奖我心存着疑虑。当然他所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的统治者们终于有了“服务”的意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首先，毛泽东说这句话显然不是对于全体国民说的，是对于官员，或者说权力阶层所说的。从这点上来讲，他预先就设定了社会阶级或者等级的存在，即“人民”和“非人民”。显然，“非人民”站在社会的更高的一个层面，他也许要弯腰低头来“服务”，但是，他仍然保持着自身高高在上的位置，这一点没有变化，如果这一点不变化，“服务”自然也要打折扣。其次，从“人民”的角度来考虑，似乎从以前的事事亲为变成了现在的有人代为之，因为成了“服务”的对象，所以可以大而化之、堂而皇之的不为了。这就造成了“人民”对于社会事务或者公共事务的不感兴趣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况。反正有人为之，有人为我服务，那么还要我干什么呢？我也没有服务的权力和义务啊？——这是普遍心态。所以我认为现在挂在很多政府部门显要位置的，但早已经变黄褪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不如改为“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可必定会有很多人觉得不顺眼，不顺耳，因为我们的灵魂深处没有“他人”的这个字眼，只有大写的“自我”存在。或者改为“为他人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吧，这样有了自己，也许便会安心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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