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跪在地上,而是趴倒了。
雨水贯穿了整个三天的仪式,天好像就没有亮过,黑色的灵棚无限地扩大着,弥漫着,笼罩着在场所有人,大团大团的黑色里,穿戴孝服的白点闪烁,无力地在同一片黑暗中出出入入,我整个人都在黑暗的挤压中,黑暗越抱越紧,前臂粗大的肌肉把我的颅骨碾得能够真切感到钙质的脱落,挤压得众人的面目终于不清晰了,在生人和死者之间硬硬挤出一个更深邃的空间,无法逾越。
奶奶一直在众人的监护下,她知道那个一直叫她“掌柜的”人走了,她的脚步已经不能跟着这个声音,只能在眼神中空洞地追着,觅着,却还不见结果。
这场葬礼,我只能维持趴和半趴半跪两种姿势。父亲却一直正襟危坐着,面目比以往的紧绷更加紧张,几乎是严厉,而且没有一滴眼泪。
我温柔慈爱的爷爷走了,他睿智坚强的父亲走了,他却不留一滴眼泪。
直到三天过去,第三天晚上,回到家里。
半夜,一个陌生的哭声把我从黑色的睡眠中抓出来。这不是我哭,不是母亲哭,楼上?楼下?隔壁?
不是。
我的卧室与父母的卧室仅隔一墙,这清晰的声音是通过这堵墙渗进来的。
是父亲。
只能是他了。
我的耳朵贴在墙上边听着,边觉得不可思议——父亲,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我懂事后的十年间,只有一张板着的脸,不知让多少人哭过,自己从未哭过。
这声音象受伤的野兽,已经不像是哭,更像是嚎叫,轻轻地,颤颤地,不再是我面前的父亲。
早上的父亲依然严肃,正常出门,去工作。
次年上祖坟,父亲多了很多默默的絮叨,声音拖得长长的,吐字缓缓的,像是在唱什么。
在唱什么,我从未敢过去听个清楚,不是惧怕父亲的威严,因为他在此时没有威严了,只有专注,异常的投入。
有多少老人都熬不过这个冬天。
熬过的老人能否熬过下一个?
我的老人,斯逝何急。
我的爱,斯之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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