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全文多次出现的胡琴与戏曲，像一条线将颗颗珠子串了起来。小说开头提到，白公馆里的“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的故事本该由光艳的伶人来唱，而这里只有白四爷独自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故事一开头就点出了白公馆内不同寻常的氛围，给人一种慵懒、缓慢又带有略略腐朽的感受，为流苏的出走埋下了伏笔。琴声第二次出现在流苏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永远年轻的脸时，“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我认为，从这一颦一笑间，流苏心中那颗离开白公馆的意念的种子便开始冒芽了。第三次说到唱戏，是在香港的上海馆子里，柳原夸赞流苏“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而流苏冷冷地回了句：“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这里张爱玲用唱戏来暗讽俩人恋爱并不真诚——花花公子凡事从不说透，乐衷于玩语言游戏，窈窕淑女则总想着以结婚为交往前提。小说的最后又再次响起了胡琴依依呀呀的声音，同开头形成呼应，拉过来又拉回去，循环反复，就像说着一个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而这部小说另一处较为特别的地方在于张爱玲从头至尾都不曾正面地仔细地对男主角进行描述。甚至在流苏前往香港之前，读者关于柳原的认识只限于从媒婆口中得知的一点点信息。作者为什么如此安排？傅雷先生认为是张爱玲并未把男女主角的形象与定位想得清楚明白。其实我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对于一个有才华有经验的作家来说，无法驾驭主人公的形象是几乎不可能的，况且《倾城之恋》并不是张爱玲在江郎才尽时的闲来之笔。我觉得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安排，恰恰是为了塑造范柳原的形象服务。我们可以从范柳原的话语中看出，他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爱说情话，而且是情人也无法理解的情话。范柳原给我们的印象便是一个神秘而难以揣摩的男人，因此张爱玲特地为他蒙上了一层布，时而风卷起布帘，我们可以看见他心灵的冰山一角。但更多的是，我们站在白流苏的角度，与她一起揣摩男主人翁的心思。

值得注意的是，《倾城之恋》与之前几篇小说对比，明显的少了许多尖锐，多了一些浪漫，甚至留下了一个不算太荒凉的结局。当我思考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时，文章的一个情节吸引了我的眼球。当范柳原乘上轮船前往英国而留下流苏一人守着空房时，太平洋战争打响了，香港自然成了士兵上岸的主要港口。正是这场令一个繁华的城市化成狼烟肆虐的沙场的战争，把范柳原留在了香港，留在了流苏的身边。巧的是，当年轻时的张爱玲以优异成绩被伦敦大学录取，正踌躇满志欲越洋深造时，也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挡了她的脚步，被迫留在了香港。这是改变她一生轨迹的事。很可能她与小说里的人物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限制了她的思维广度与深度，却使她不自觉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虽不尽完美，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已是难能可贵的结局。这或许也是她对于命运的控诉以及对自己的安慰吧。

四个民国的故事就这么随着烟雾消散了。故事讲完了，可心却不再欢快。张爱玲的小说底色是荒凉的，文字是晦涩的，仿佛一打开书，便有如青苔般湿润的悲哀爬在书页上。但是当我们深入进去，便可以从她细致的描写、传神的刻画中看到她对于当时社会的所见所感。她的小说，一定意义上便是那个中西碰撞、新老交替的时代的重现。我们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当时的妇女，他们在那个激流翻涌的时代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思想又遭遇了什么扭曲。我们还会领略，民国时代特有的文化交融的景象，譬如姨太太们穿着旗袍跳洋舞，听着洋曲搓麻将。因此，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还是值得一读的。若你有闲，不妨就点燃一炉香，在袅袅香气中翻开这本装帧精美的书，听张爱玲为你讲述战前香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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