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小学还是挺好混的，我每天回家经常趴在电视前，边看电视，边写作业，照样能考进班里的前三甲。我记得那时候我喜欢看“足球小子”“四驱小子”我就吵着要买赛车，我爹说考了第一名再买。于是，拿通知书那天，我学生时代第一次忐忑。最终，我考了个第三名，但车还是被我要到手了。这事儿还得归功于我妈。北京的公立学校是很贵的，而且一般的孩子进不去，爸妈也怕我受欺负，就上了民办的学校。97年，平房，条件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总之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福建的、陕西的、山东的……我们讲普通话，也飙方言。第一次上音乐课，校长教我们唱红灯记，大家都很认真的学，一时间来自各地的“我家的表叔”，响彻校园。小时候不像现在这么老实，三五个男生在一块好打斗，我们门派不同，主要有山东的馒头小子为首的一方，和以我为首的一方，你来我往，互掐互打。那是一个冬日的课间，我刚刚取得了胜利，正要进班，馒头小子一个偷袭，将我往前一推，磕在了台阶上。起来之后，两颗门牙没了，当时也没找，满嘴就流血，把校长都吓坏了，骑着车子就把我往医院载。紧接着我就成了个满嘴跑风的豁牙，（若干年后我20岁，有一好友，给我取一绰号“豁牙洞”，惊叹之余，也感叹美名来得稍晚了一些。）老妈给我买黑芝麻糊补了一个星期，我自己也每天用舌头去试探，大约过了一年半，才又长出了新牙。从此，我也退出了江湖。归隐了，就开始注意别的事儿了。我同桌是个女生，陕西的，黑乎乎的，也经常考第一名，我们上体育课时在郊外的林子里，我给她抓过蜗牛，她给我削过铅笔，都是纯洁的革命友人，也荡起过不少“恰如其分”的回忆。不久，有个福建的小子，也黑黑的，成绩也不错，关键也给她抓蜗牛……没办法，我就重出江湖了，这些说来都是笑话。想起那时候，跟随父母在外漂泊的孩子们，其实有着一样的情感，只是我们说不出来。
我小时候遭过小偷，也一样遭过“打劫”。那时候在外地上学，没有校车，爸妈都很忙，又不会来接我，我就自个回家，通常是一个人。有次回家天有点晚了，经过一家当地居民房前，突然就窜出来一个高年级的孩子，拿着把玩具手枪，让我把兜里的钱给他。我知道那是假枪，但还是把钱给他了。第二天，他直接就拿枪在那等着了，我还是给了他钱。我当时不会用得寸进尺这个词，但知道有这么个意思。所以一回家就告诉我爹了。第三天，我从那走，他没出来，我就等着他，我想，怎会迟到呢，该打劫了咋还不出来呢。实在等不及了，我进去喊他，刚进院子里就看见他了，我说你出来，今天的钱还没给你呢。他高兴了，说算你丫识相。他一出门，我爹拿着砖头就上去了……当然没有打他，我爹不是那样的人。
我爹是谁呢，这个可以讲一下。他初中毕业，但很聪明。去茶厂炒过茶叶，养过蜜蜂，开过打米机房，也办过小商店。开三轮拉过人，也修过车，做过豆腐，也炸过油条。当过电工，也做过模具。当年一个人骑着车子带着两筐油货，外加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把我妈从山里拉了出来。90年代，算是我们那一片，最早出去闯荡的人，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他为人不善言语，但他会比语言更可贵的东西，他会做。这点我远不如他。能操持一家四口，让我们衣食无忧，过得不错，这是每个男人，每个丈夫，每个父亲的责任。但我仍旧要说他“居功至伟”。印象最深的，小时候，我生了一场病，说不出哪疼，只捂着肚子。那时候为我着急的人很多，我至今都记得。我的父亲背着我去了武汉协和医院，当时住院花费每天大约500元，但除了我，没人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一个月，父亲每天就守在床前，累了就趴在我身边休息一会，他以前从没时间看书，那段，我买了本武侠杂志，他也显得“孜孜不倦”。医院的饭，我不爱吃，父亲就出去给我买水饺，买武汉的小吃。我看过朱自清的《背影》，但当我真正看到自己父亲的背影，那一刻，发酸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鼻子。在医院里，做过各种检查，其中有一种“骨刺”，就是用注射器，刺进你的骨头里抽取骨髓化验，不打麻药。医生说不疼，我也说不怕，但有个人害怕，他没说，后来我就知道了。我的父亲，签了字，因为这个检查有千分之一的危险。推进化验室时，父亲非要跟着进来，当医生把针刺进我的胸前时，我叫了一声，他跟着就晕倒了。医生扶起他，让他出去，他强行站着。我告诉父亲，其实不疼，我就是有点害怕，第二次再刺，我果然就没有出声。可父亲再次晕倒了。医生把他扶回房间，我做完检查，回去看见父亲躺在我睡的病床上，我的泪就再没有止住。这件事，我在作文中写了无数次，我总觉得写的不好，但我还是写，我不断提醒自己，曾经千分之一危险，承载出了高出于己千万倍的父爱，那种光芒，永世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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