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的意义

文/老树

常常有人问我，诗人(或者诗歌)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说到诗人的工作性质，我是这样想的，诗歌就是用风格去消解历史，用差异去分化历史，以便让我们知道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生存面貌。诗歌由于自身的文化特征，它专注于描绘人的形象的可能性，探寻丰富的生命意识；这样的工作很少很和历史保持一致，而由于历史自身专断的特性，诗歌便在文化的政治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异端”。(臧棣：《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山花》2001年第八期。)

诗歌发展到如今，现代诗的个人化风格尤其明显，那么究竟这种个人风格给历史或者生命带来了什么？我们一直在探讨摸索中(或者答案早已隐藏在我们心中)。

现代诗歌的写作，与其说是全面地摧毁现存的语言系统，不如说是对现存的语言系统的巧妙的周旋、适度的偏移和机警的消解以期为它自身特殊的感受力寻找到一个话语的寄存处。

臧棣认为诗歌是一种“慢”，要慢慢的溶解现实的硬壳，把诗歌的精华一分一分地取出来，慢慢地比喻，甚至不惜把比喻的形象过程和比喻时写作者的心里状态也展现给阅读者和他本人。

诸如当代诗人赵嘉音的《羡仙记》：“踏歌行舟/撷一抹桃花染颊/心出明媚，则起华彩/

你不早不迟/恰巧在//随你，桃也夭夭/步丈，天涯/煮人间烟火/饮流年”。节奏慢，诗意慢，这是就是“慢”的溶解最佳诠释。

在新诗的语言的理解上，有一个重大的偏差，就是只看诗的语言对时代、对历史的呼应能力，而绝少想到诗的语言的根本性的任务在于重塑我们的生存面貌。

因为诗歌是对人类生命中的“原始力量”进行“战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诗歌显示的是“人类主体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

在另一种层面上，我现在意识到，诗歌所依赖的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是个人经验；当然，也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集体经验，而是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生命意识，荣格曾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从写作的角度看，诗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师现象。也就是说，诗的语言是一种大师的语言。这里，“大师”可以指特定时代的某个天才的诗人，也可以指一种独特的文学能力。

再如赵嘉音的《文字的意义》：“点燃人间一道光/烫穿泪水/刺响背离的吻/谄媚节日礼花/翻阅所有事物包裹的意义/直到爱开始萌芽/以吻，以攀爬，以生长/以祝福，以蜕变，以进化/爱他人如自己”。这些文字诗句以及赵嘉音独创的“鸢尾”标题(赵嘉音的鸢尾独创对现代诗的意义在此暂且不谈)使得具备了大师的语言的气势，甚至说用文字去归纳诠释“文字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大师的气魄。

在我看来，现代诗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现象。现代诗的想象力的核心是对抗工业文明背后的工具理性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浪漫主义反映的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矛盾。我自己的想法是，浪漫主义在今天依然可以作为一种诗歌的秘密语境出现。对诗歌写作而言，浪漫主义依然可以体现为一种源泉，同时，它也可以是一种语境。

当诗歌脱离了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纠缠，寻找到了“浪漫主义”过于笼统的价值观后，诗歌也从其他文类中脱颖而出，在当代文化中占据着至高位置。

是一种神圣的语言，或者说，诗是一种显示出存在的高贵品质的语言。还可以说，诗是一种骄傲的语言。而其他的文类诸如小说、散文、和戏剧，在我看来，都不具有这些特征。

我们使用新的语言意味着我们想成为一种新人：一种具有足够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反思能力的富于创造性的新人。也就是说，新诗的核心牵涉的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更生能力的问题。

臧棣本人曾说过：“新诗所展开的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我发展，还与中国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近些年来，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也纠缠在诗歌“可能性”的冲动中，它们之间复杂的关联可能是诗歌的真正活力之所在。

而在新时代，以赵嘉音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正在以此来冲击“可能性”的突破。我想，可能，诗歌的复兴或者在这个时代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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