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乡最后一个保长
解放前，祖父名下有三十几亩水田和几处山林，房屋有十几间。然而家境日渐窘迫，祖父生有五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每嫁一个姑姑都要卖掉几亩田和几亩山。父亲是村里唯一上过初中的读书人，初中没读完，祖父却不愿意再送。当教书先生每年能收一个学生家里三担稻谷，父亲在家里开起了私塾，学生是附近的十几个小孩子。
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鏖战激烈。正干保长的四爷不想干了，便推给父亲当。父亲起初不愿意做，祖父极力支持，因为可以免去两个弟弟的兵役，少说还可以得些油水。于是父亲成为安宁乡第六保保长，也是最后一个保长。
1
父亲个子很高，长相清秀，能说会道，加上处事公道，在村里声望很高。父亲也有些手腕，不久后即收回祖父卖出的山林，新起了四舍三间的瓦房。新瓦房高大，宽敞明亮。
父亲为奶奶新做了一条黑色布裤子，奶奶高兴不已。好多年了，奶奶没有添加新衣裳，当时家境的破落可想而知。
一九四九年年底，邵阳老县城迎来了解放军。百姓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十分喜庆。祖父叹气说，共产党来了，我估计也撑不了几个月，那秧歌哪里看得下啰。他讲话透着一股国民党遗老的酸味。
“共产党来了真不一样。你看这一年里，开办学校，带领老百姓修水利，修大路，办的都是利于子孙后代的好事啊，保屏。”四爷对父亲说。四爷叫四屏，他评为地主，名副其实。
离我家河水逆流而上一里远的院落，叫桎木山，出了一个小土匪头子，叫何作章，年纪不到三十岁，和父亲不相上下。他手里有十几个人，有五六杆长枪。他除了在附近村子没有杀人放火，在外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父亲晚上回家，娘惶惶然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柳保长，近日无恙？现弟兄缺衣少食，望兄速备稻谷十担，大洋两百元于甘棠坳某某处。我明人不做暗事，兄知悉。何作章。”
父亲于是去找爷爷奶奶，叫他们放心。爷爷奶奶愁眉不展，正在叹气。父亲说，“躲过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何作章不会把我怎么样？万一有什么事，不是还有三个崽吗？”
父亲连夜去桎木山，找到何作章的父母。何的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当时风声很紧，解放军正搜寻何作章。到下半夜，何现身了，面相冷如寒刀。
“何连长，保屏我站得正，行得端，也不会去邀功请赏。我人在这里，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要钱要粮都没有，你看着办。”父亲不慌不忙说道。
何作章没有办法，要的钱粮不了了之。
当时解放军一个团在雀塘棉花塘驻扎。一日，父亲作为国民党的保长，被请去做客。那天早晨，一行两三个人赶去驻地。乔猛子比父亲小几岁，是父亲的学生。他挑了几桌碗筷，出发没多远，要过一个两尺来宽的水坑，“咣当”一下就打碎五六个菜碗，父亲暗叫不好。
父亲站在政委迟维景面前。迟政委穿着草鞋，灰布衣服，衣服上还打着补丁。父亲当时不清楚迟的身份，以为他是个小兵卒。
“柳保长，我叫你来你清楚吗？”迟政委看着父亲，口气很不好。
“报告，第六保有个土匪叫何作章，我和他就认识，他的具体活动情况我不清楚。”
“有人说你和他有接触，你还不说实话？！”迟政委早不耐烦了，声音大而严厉。
我父亲是个犟人，认死理，不看人脸色。
“共产党不是官兵一致，官民一致，不打人不骂人吗？这是何道理！”
“押下去，这个人通匪。”
被押后，父亲吃过不少苦头，心里却十分坦然。祖父四处活动，联名作保，父亲最终被放了出来。
迟政委说，这人十分张狂，关他是挫挫他脾气。
那天父亲出来，迟政委对他说：
“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是不打好人不骂好人，你回去好好想想。”
当时除了何作章那个小土匪外，心腹之患是龙山匡国军残部。解放军开到江家桥，做出一副大休整的姿态，团长放话要训练三个月。龙山离驻地六十里。只是当天下午解放军还在搞文艺庆祝活动，当晚就远程奔袭，尽数剿灭了盘踞龙山两年之久的土匪，第二天一早人们就见到土匪一个个被绑着过来。何作章成了囚徒，被枪决在今江家桥完小操坪里。
备注：
迟维景男，1923年生，山东人。中共党员。曾任邵阳行署副专员，中共邵阳地委委员，地委顾问。
2
解放初期，地主大都成了“死老虫”，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那些贫农分得了田土和房屋，成了主人，也成了批斗会上的积极分子。
有一个地主，也做过保长，因为牵扯有血案，被人民政府宣判了死刑。开宣判会上，一些地主富农和父亲一样也在陪罪。他的女儿还是一个学生，在宣判会上，把他父亲对人如何刻薄讲得入木三分，恨得直咬牙。会一结束，毕竟父女一场，女儿做了饭菜给他吃，说：“爷（音牙，下同），呷(音掐，下同)多点，呷过这一餐再呷不到女儿做的了。”他听了，哪里还呷得下。原来相貌堂堂，谈笑自若，很高大的一个人，如今缩成一堆，被人抬在竹畚箕里。
父亲不甘心被人揪斗，和四爷一起做起了货郎，期间走村穿寨，经过新化、安化、溆浦、桃源、常德等多地。溆浦的梨特别好吃，我也是听他说起往事才知道的。溆浦当时土匪活动猖獗，解放军盘查很严。检查时，半夜把人叫起来，用小刀顶着你脖子，检查证件，看你的双手是不是贫苦百姓。他们到那以后，胆战心惊，于是改道向北而去。
父亲竟然会做假证明。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只是小楷我从没见过。出去卖货是要证明的，必须贫农身份，但那时有几个贫农会跑出去？那大红的公章是别人用萝卜刻出来的，文字就自己填写。字必须工工整整，一撇一捺要清清楚楚，让人看不出破绽。
我小时候见过货郎，他们有的拖着长调，“卖荒货啰～～”半里外都能听得见，有的手里拿一面小鼓，一边吆喝着。他们挑着货担，货担里是女人做鞋用的针线、钉锤、抵手和黄蜡等。
当时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不过父亲附带卖毛笔和墨。他给我讲了一次在桃源一个乡村卖墨的情形。
“卖香墨啰～～”，父亲吆喝着。
“娘，我要买香墨。”一个孩子说。
“老板，香墨多少钱一块？”
“我的香墨好，两毛钱。”我父亲说道。父亲放下货担，一边掏出一个砚来，往里吐了口唾沫，一边磨起墨来。
“小后生，你闻闻，喷香。”父亲把那墨送到那孩子鼻边，确实比以前的香，以前用的都没有香味，有的还臭。
“别人卖八分钱，你卖两毛钱。八分钱我就买了。”
“八分钱我还亏本，不买就算了。”父亲起身就走。那孩子眼巴巴地很是伤心，“哇”地大哭起来。他娘无可奈何，只好花两毛钱买了。
父亲是个读书人，时代变了，父亲成了生意人，把自己的货说成天字号，好得不得了。
过不久，父亲又挑着货担在那个村里出现。那两娘崽出来了。
“你个柳老板，尽蒙人。”
父亲笑了笑，说：“上次怕不是我卖给你的香墨吧。”
其实，那墨只是在墨端加了少许香料而已，是块普通墨。
3
父亲落单去了常德。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夜晚，在一个伙铺里，父亲在楼上听到了楼下熟悉的说话声，又不确定是谁。店老板刚好来送东西，父亲马上用一张纸写下两句话，“雨雪霏霏兮人如飘萍，芝兰芬蔚兮遇何时！”让他带给下面那个说话的客人。
“保屏来了，快去快去。”果然是四爷，兄弟相逢，十分开心，他才懂父亲兄弟班辈名分别是芝兰芬蔚。
四爷一次去卖杂货，农会的人盘问他。他拿证件出来，民兵们将信将疑，把他带到一个干部面前。
“你们这些小贩子，每天卖的是毛笔和墨等小东西，拿什么糊口呢？一看证件又全是贫农。现在国家宽待地主富农，只要他们安心生产，不和人民政府做对，全部可以回家。”那干部真是明白人。
“你说你是贫农，你写你名字看看。”那干部说道。
四爷以前读了很多老书，经史子集藏书家里不少，书法学郑板桥。名字一写出来，人人眼睛都发亮，贫农会写这么好看的字吗？四爷当时就被押了，遣送回老家。
父亲在一天遇到了盘问，站在一个干部面前。那人一看，大惊失色。
“这不是保屏先生么？我就是柳德锡。”柳德锡是父亲开私塾时收的一个学生，后来参加革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做过县委副书记。
“先生，你别东跑西跑了。你在家乡又没犯什么事，只要向人民政府低头认错，不会把你怎么样。我给你开个证明，你快回去。”
父亲得了证明，一路畅通无阻，结束了一年的流亡生涯。
那证明是这样写的：
今有邵阳县安宁乡某某某，成份中农，现流亡在外。希速回家安心生产。特此证明。
4
父亲回家从事农业生产。父亲家境算好，没干过农活。只是为了生活，货郎都干，别说种田了。几年后父亲进了县运输局做搬运工人，为汽车装卸货物，也是重体力活。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大量裁撤工人，父亲下放农村做回来农民。
因为父亲的保长身份，真是受尽了委屈，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只能忍气吞声。之后又被评为四类分子，修水库修水坝尽做义务工。
父亲手中起的三间瓦房，在大炼钢铁时期被拆掉，楼板和桁条檩条都成了炭灰，父亲一直念念不忘。
最先生产大队分给我家两间屋，住了不到一年，一间屋又被原主人收回，于是一大家子六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兄弟姐妹年龄很凑巧差四岁。我出生后，大姐已经出嫁。我家就两个木床，父亲带着哥哥睡在楼上，两个姐姐在楼上睡地铺，我和娘睡下面。日子当然难过，可是父亲总是乐呵呵的。父亲常说，三间屋家里也乱，两间屋家里也乱，一间屋家里更乱。一间屋既做厨房，又做卧室，农忙时进屋里一双脚都要找地方经过。
两个姐姐在生产队里挣工分，都很能干，只是评工分总是评不到最高，那些出身好的姐妹都不愿意和她们在一起干。二姐有一次说了一句话，至今还当做笑料。二姐正色对人说：“我爷是中农，我是贫农。”
四爷的大儿子忠民和次子柳雨在解放初期就考上大学，后来忠民做到省建设银行的行长，柳雨在湖北一个大的冶炼厂做总工程师。真是万幸，不然饿了也会揭开鼎锅盖，拿一根红薯大咬起来。后来，他清明回家扫墓，家乡人还用土话笑他“坚伢子，来呷根红薯”的狼狈样子。因为成份不好，四爷的小儿子错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成了单身汉。四爷在一九五九年活活饿死了。
姐姐很快到了出嫁的年纪。父亲对人说，“真是奇怪，我女也长大了，怎么没人来做媒呢？”姐姐们很能干，长相也不赖。于是有人上门提亲了。那时出外走下亲戚，也得报告。父亲一个晚上去向民兵营长兴四爷报告行踪。那时的人真是好笑，上头一句话，就拿鸡毛当令箭。
“爱华，明天我有事要外出一趟。”
“什么事？是不是去走亲戚？”
“不是，只是不好开口。”
在兴四爷的再三要求下，父亲只好说是陪二姐去相亲。于是兴四爷对父亲进行教育，让他认清形势，别痴心妄想，去搞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相完亲早点回来报到。
那些四类分子，已被改造得服服帖帖，大声说话都不敢，别说其他了。
父亲是坏分子，一次揪斗时，被堂侄贞癫子（人诨名，不是癫子）从三尺多高的会场上一脚踢下来，父亲到去世前前胸还发痛。只是父亲从不提起，对我提起也没有用。我和贞癫子的儿子康伢子差不多大，我们在一起就是玩得来，上小学读一个班。那时候没什么玩具，小孩子又喜欢玩捉特务的游戏。我从家里翻出来一块直角角铁，大概两三寸长，全当做手枪了。我轻轻一下子用枪敲了康伢子的脑壳，那伢子脑壳不经敲，霎时血流如注。好几天我怯生生地躲着，害怕面相凶恶的贞癫子来找我。
5
别人一碰到父亲，都会说，想不到先生四十多岁还生了两个崽，有福气。确实父亲对儿子有点偏爱。我本份老实，哥哥聪明活泼，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的一天，也许是发烧没有及时看医生，读初一的哥哥胡言乱语起来，哥哥疯了。本来是熟悉的亲人，竟然不认得。有时候会说唯物和唯心那些难懂的名词，有时候还唱出押韵的歌诀来。我们称姐夫的娘叫亲娘。亲娘来看哥哥，哥哥竟对亲娘大骂起来，“你这个江青，别过来！”一会儿在床上浑身颤抖，吓得大哭，说：“鬼来了！”父亲一手揽着哥哥，一手拿把菜刀，在床沿上砍，叫他别怕。
那段日子真是家里最黑暗的日子，乐观的父亲不再笑了，他不得不整天陪着哥哥。
本来常年超支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病急乱投医，娘暗暗去找道士。别人说的一个比一个厉害，哥哥的病就是不见好。
我倒见识了道士画的奇怪的字符，字不象字，画不象画的，弯弯曲曲象猴子的尾巴。一个道士施了法术，说是三天之后会好，但三天内不能见生人。那三天哥哥确实不吵不闹。二姐已结婚，回来看弟弟，叫了声哥的小名。哥哥一下不安分起来，又发作起来。娘很后悔二姐回来。
父亲听人家建议带哥哥去邵阳市精神病医院治疗，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一个月后哥哥好了，完全正常了。
父亲听从医生建议，买了我们难得见着的彩色画册回来。唉，早些去就好了，哥哥和家里人会少受罪，也会少花冤枉钱。那时候我们的学费都难得凑齐，真不知道那日子如何过来的。
我哥疯过，这是我家的忌讳，我嫂子都不会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
6
父亲常夸自己犁田是好手，我不信；会犁田是真的，在生产队从来没见父亲犁田，不然不会打发去园艺场。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去了大队园艺场。场长就叫豹子，是个好党员，好场长，一心为公，做事是把好手，但脾气火爆，人人都怕。
“保屏先生，你到园艺场来做什么？”豹子以为父亲“稂不稂，莠不莠”，问道。
“令钦，我来园艺场做事，园艺场该不是要绣花吧？我早些年干过搬运队长，也带过十几个人做。我做事你放心。”父亲笑道。
父亲做事虽然不快，但踏实。安排做的事，一样能做好做完。豹子一开始老盯着他，后来就不管了，还成了好朋友。
父亲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在休息的时候，他会讲好多有趣味的故事，每次都不一样。那些年轻后生仔和妹子们，都喜欢听他讲，讲到精彩处肚子都会疼。豹子是一个忠义人，也喜欢三国故事。父亲对于《三国演义》烂熟于心，尤其讲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特别精彩。豹子对关公是特别敬服的，这下找对人了。
邓小平复出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作了明确规定。
我父亲听到消息后，满心欢喜，如获大赦。他对兴四爷说起，兴四爷摇头说：“地主富农子女取消阶级成份，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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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挫折，他从来没有失望过，人又变通，到哪都从容面对。
在如今高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大多数人都倍感生活压力。父亲过世十多年了。每当夜深人静独处时，我恍若见到了父亲，听到了那熟悉的咯咯咳嗽声，也听到了父亲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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