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是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划破夜空的晨曦，是挂在屋檐上的灯笼，是贴在柱子或门枋上的春联，是奔离衣柜的新衣，是口耳相传的祝福……
然而，长大了，长老了，我们找不到年味了。
冯骥才老先生说：“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也有人说，“年味”就是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兴隆、长寿、富贵……，确实这些都是年味的意蕴，它们凝聚了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的美好祝愿。尽管如此，我对“过年”劲头不足，这“年意”似乎就是很淡。
一大桌肉好不容易置好，人好不容易招集了起来，酒没过三巡，菜过不足五味，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于是只好自己恪守着传统，收拾完毕，再点上香烛，电视调到“春晚”，独自儿守起岁来。当我醒来时，电视已经是“朝闻天下”。这时我才知道，春晚我没有看，“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香坛上的蜡烛早已灭烬……这真不叫过年。
邦！邦！突然听到有敲门声，起来一看，两个“踩年”的小孩，一个人拿着一小口袋。很高兴，大门一开，让了进行。看到桌面上有糖果、水果，本想抓起来就帮他们装去。小孩摇摆头：我们不要水果糖果，我们只要钱。嚯！这年头“踩年”的要求也提高了，顺手摸认袋，好不容易才摸出二十块钱，每人送上十块。小孩高兴了，乐着，没听到感谢一声，跑了。
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真实感受。我们确实抱怨：“现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到腊月，大人们便提醒小孩了：要过年了，到时就有鸡把腿吃了。于是每隔一天，就问大人一遍，问的和答的都不厌其烦。
雪很大，风也大，以至于村口的泥巴路也冻得滑溜溜。大伙邀约着就去滑冰，脚穿的是用棕绳编的木底棕鞋，底下还钉着铁钉，很爬滑的。衣服都是家机织布，扣子都不想扣，拿着稻草一纽，往腰上一捆，也好像不那么冷。当木板把凌冻滑得只剩下泥巴之后，才罢休。那条泥巴道经一个晚上的风吹，第二天又冻结了。父亲说，冷得很，不要滑了，滑倒脚杆不好，那是不好过年的。可这哪里行，这样好的滑道！果不其然，由于滑道太滑，滑板连人带木滑板一直滑下路坎下的祸蚂菜棵里去了。一身的刺痛，哭哭滴滴跑回家来。父亲训斥：“这下过不成年了嘛。”好几天闷闷不乐。好像没过几天，父母说，我们去买炮火（鞭炮）去。我当然高兴，买炮火谁不高兴。
场在余庆县城，那时施秉县城要十天才赶一场，而余庆县城是三天一场，去余庆那真叫走“大地方”了。去余庆那可是走长途，从我家走要走五十多里路，且以山路为主。父母是去挑猪崽去卖才得钱过年。早上五点钟就出发，中午才走到县城，余庆人嫌我家那“白洗黑猪”个子小，经过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那五头猪才买脱，十五块钱一对，有十二块钱一对，有只只卖五块，总共三十二块钱，这可是我母亲几个月的辛劳才喂长的。父亲给了我两块，咂护：这是购炮火的钱。我和父亲转了好多个店才购得到。我们买了三扎，一扎五十响，有两扎二十响，花皮的。这可让我高兴得不得了。父亲买了一副土碗，几根广桄杆（甘蔗），薄皮的那种，再购块红糖，于是赶路回家了。到家时已是晚上九点，我的脚也磨破了皮。
我们家没有肥猪，生产队里有养猪场，年前的两个星期之前，生产队分得了二十多斤，已经在炕上炕着了。好在生产队分得有黄豆，母亲拿来推成豆腐，用一种植物油和一些花椒之类的香料，混合着，拧成一个个圆形，也放在炕上，这就是血豆腐。
过年一定得有甜酒，也还得有糍粑。这些虽然不会很多，但母亲总会准备得有的，只有爸爸的土酒困难一点。那时用酒票，父亲找了那些没喝酒的人，他们给了他票购买，酒，我们叫它“八加一”，因为那时好像是全国“统购统销”，价格全国一样，父亲能得到三五斤白酒，那还叫做有关系的才得到。不过，这难不到母亲，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会用红苕砍成细块，然后用酒曲发酵，一个星期后就可以烤成水酒了。我那时不喝酒，但那苕酒味总是在屋里漂荡着，香味还是不错。
过年过年，杀鸡上前。这话不错，鸡是必不可少的。一年到头没有一只鸡肯定是不行的。在三十的那天，我们作为小孩总是把公鸡早早的抱出去了，我们必须在这鸡被杀之前，到村子里巡一圈比赛，看谁的公鸡打斗最利害。当鸡抱回来时，鸡已奄奄一息。
三柱香，一贴纸，香坛上一烧，鸡就在堂屋的中央被杀了。鸡杀好不能马上烫，还得先将好看的毛拔下来，特别是颈间和尾巴那一撮看。先用箕子装好，母亲把我们的棉帽取了来，用针线缝成一圈一圈的，然后把所有的鸡毛插在针脚之上。这当然要花功夫的，前面用的毛要长一点，后面用的毛我短一点，花色搭配要得当。女孩一般不戴，男孩是必须的，主要是五六岁以下的男孩。鸡毛插好之后，我们便戴着去寨子上走一圈了，大家攀比着哪个更好看。
听老人说，插鸡毛是男人的象征，在解放之前，有很多的小伙子都是还戴着这种帽子出行、游方呢。“尿泡”是鸡的胃部，苗话叫“都勿”，鸡开肠破肚之后，取了出来，用水洗净，又用火坑灰死劲的搓，然后重新洗干净，用嘴一吹，再用线扎紧，一个漂亮的“都勿”就算做成。这“都勿”一头长一头短，拿在手上象个天鹅，很受小孩喜欢。
我们到汉族地方之后，也贴春联、也贴画图。“说春”的人从石阡县那边的山上翻山过来，他们背着雕版印刷的“历书”，用一种古纸，薄飞飞的，除了印有日期星期以及禁忌的时期外，还有“几龙治水，几牛耕地，几马驼谷，几夫共仓……”等等。大人们一看就知道某年是有不有水耕地，粮食能否丰收，神奇得很。这“历书”一般放在香坛上以方便大家阅览。那说书的人一来，人们就打开大门让他进堂屋里去，他在里面又是说福又是喜，让主人家心里乐滋滋的，主人会拿几毛钱或块把钱送给“说春”的人。
过年的时间多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这时各种菜都煮熟。母亲拿出一个筛子，里面放置祭品，这主要是肉、酒之类的。拿到香坛下的一张桌子搁好，焚香烧纸，放鞭炮这就算是祭祀成功。接下来就是吃饭。我们家父母亲总希望我们先洗好手，饭是糯米团，肉切成大砣大砣的，用手抓着吃。这就是“和祖宗共食”。至于我们苗家为什么那天要用手抓饭食，我说不清楚。大家们说，这一天祖宗都回来了，祖宗在太阳升起的东方，祖宗们曾经用手抓饭食，所以用手吃才算是“和祖宗共食”。这种习俗好多地方没有了，但是在我们老家一带也还有人按古训古规。
吃饭的时候，母亲不断地说，你们又得一岁了，长大了。小的弟妹分到的是鸡腿、大一点的得鸡翅，再大一点的得一砣肉，那时我的奶奶还在，她分到的是鸡心鸡肝。反正人人都分到等额的份儿。
饭吃好之后，天已暗了下来。父亲找来一个大大的青枫蔸往火坑上一放，这就是“守岁”的柴火。全家人围绕着火坑叙话。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根本买不起，火坑夜话是最好的打发“守岁”。父亲喜欢“摆古”，什么人猴打官司、兄弟人姊妹虎、耇耶与耇呼等等，反正年年都是那些故事。每次摆出来，总感觉新鲜度都不同。有时会摆的，自己也摆，不会的地方有人也会补充。
父母是苗族传统歌师，有人会到家里来找他们拣歌（当地把教歌叫拣歌），年轻人找教情歌，中年人找教酒歌，小孩子就是童谣。这样的日子一直到过完小年（苗族把正月十五叫小年）才结束。晚上没有吃的，都是一些土产的葵花籽、花生、南瓜籽之类的，糖果较少。但那时大家过得有滋有味。能在这一家得到一次烧开的甜酒吃，那就是最上档次的家庭了。
夜霄之后，小孩们要去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去“踩年”。而大人们则坚守岗位守年。
天还没亮，大人们便叫醒我们：“起来踩年了，年要走了呢！”男孩们便闻风而动（这没有女孩的事）。起了床，洗好脸，左右邻居邀约几个小伙伴，“踩年”开始了。“踩年”，说的是踩年的尾巴。年过了之后，年要到东方去，它要到那里带来春天，带来布谷鸟，带来风雨雷电，带来四季。年走之前，由男孩子们起来踩了它的尾巴，年才记到回来。其实这是苗族人对新一年的美好心愿。
每到一户之后，小孩们敲击主人家的门，主人听到后就起来开门，接着就是发瓜子糖果之类。有钱的人家会给钱的，几分钱到几角钱不等。记得那时候我们得到的都是以瓜子为多。回来之后，大人们会问踩到龙尾巴没有，我们都会说：“踩到了！”于是展现自己的“战利品”。
初一是“踩年”，初二就是“踩新水”。这踩新水也和踩年一样。
记忆中的年是浓烈的，年味浓，记忆也深。
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也丰富了，而我们确找不到年味了，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与需求的无知。年岁好了，我们的年都是在麻将桌上消失了，年没有文化的依傍，年则过得十分的尴尬，这就是现在的“年味”。
二0一七年元月三十一日 紫夏 于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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