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还是中外，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把人民群众分为三类：“良民（或顺民）”、“刁民”和“暴民”。对于统治者来说，统治“良民”最为省心，确保其最基本的生存即可；统治“暴民”也比较简单，无情镇压就行；统治“刁民”，最为头疼，处理好了，“刁民”变“良民”，处理不好，“刁民”变“暴民”，如果“暴民”多了，一旦星火燎原起来，就会危及统治，甚至让统治者万劫不复。
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社会，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良民”、“刁民”和“暴民”。这里，“良民”和“暴民”就不说了，只说说“刁民”，而且是当代“刁民”。
当代“刁民”，可分两种类型：正当诉求型和无理诉求型。正当诉求型是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不公正对待而进行抗争的“刁民”。无理诉求型是指为了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提出过分要求，甚至采取过激行为的“刁民”。
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类“刁民”都很多。只是我工作十几年来，对正当诉求型“刁民”很小见到，对无理诉求型“刁民”，倒是见到不少。
先举两个正当诉求类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某一年，我省公务员考试，对部分少数民族考生实施了笔试加分的政策。报名期间，我接到一个质疑这一政策的电话。开始，我完全按照规定进行解释，笔试加分政策，考虑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电话那头说道，对笔试加分政策没有异议，但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具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怎么不列入加分范围呢？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不仅仅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民族。听到对方的这一番话语，我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在那名考生非常理性，他说，要改变这次公务员考试的政策，已然不可能，我希望在以后的公务员考试中，能够考虑一下。后来，我把那名考生的意见向上级反映，上级没有任何回应。第二年我省公务员考试的加分政策，没有进行丝毫调整。
这名考生，在官方某些人的眼里，也许就是“刁民”：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岂容你一介草民来妄加质疑？
第二个例子：
我单位经常安排人员接访。一次接访中，三名四川籍的农民工来反映老板克扣工资问题。我仔细咨询后发现，他们与务工企业的劳动关系发生在外地、务工场所也发生在外地，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我单位没有管辖权。于是，我建议他们到当地有关部门反映，让当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一听，情绪就激动起来，说到当地政府反映了多次，可当地政府不作为，以老板不见面为由，一直拖着没能解决，我们只好到这里来反映，希望你们给解决，给我们农民工一个活路。我说：既然如此，为何不到法院去告你们老板违反劳动法，告当地政府不作为呢？他们说，这有什么用？政府都不予解决，法院就能解决了？你们这要是不给解决，我就到继续上访，我相信，总会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能好好治一治你们！说完，他们拿回上访资料，摔门而出。
这三名农民工，在官方某些人的眼里，就是“刁民”：正常的渠道你们不走，非要通过非正常的途径来实现你们的利益，不是“刁民”是什么？
再举两个无理诉求类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大约八年前，一名老人到我单位上访，要求解决其孙子的工作问题。她说，儿子媳妇因车祸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孙子教育成才，而今已经大学本科毕业，政府应当把他分配到国家单位工作。我说，现在毕业生就业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不再包分配了，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自己找工作呢。可是她说，如果政府不给她孙子分配工作，我就天天来。我开始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当回事。没想到之后一连十几天，她真的每天都来。我只好放下手边的工作，跟她苦口婆心地解释有关政策，甚至拉家常。到了最后一天，她说，你们今天要是还不给我孙子分配工作，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我以为她只是吓唬而已，没想到她趁我不注意，拿出一包老鼠药塞进嘴里，吞了个干净。我顿时慌了神，紧急调派公车把她送到医院。所幸处理及时，老人最后脱离了危险。
这名老人，在官方的眼里，就是“刁民”：为了给官方施加压力，你竟然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不是“刁民”是什么？
第二个例子：
也是某一年我省的公务员考试，某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对考生进行了相关专业测试，部分考生成绩不及格。成绩公布后，不及格的考生认为专业考试存在猫腻，串联起来，先后在国家某部委网站、我省某著名网络论坛大肆发帖，认为该单位故意压低他们的专业成绩，攻击公务员专业考试的公正性，给我省公务员考试工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只好将命题阅卷专家和那些考生全部请来，在纪检监察部门和考生家长代表的监督下，再次拆封试卷，让考生自己查卷，并由专家进行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经查卷和答疑，他们最终确认专业测试没有问题。对此，我们对那些考生，尤其是那位带头的考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这些考生，在官方的眼里，就是“刁民”：你们妄图利用新媒体，通过煽动大众对官方的不满而博取同情，不是“刁民”是什么？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显著提高，可各种各样的“刁民”依旧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君不见，各级政府门前，几乎每天都有上访群众聚集。看来，“刁民”是否产生，与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关系，与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关系。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了。
我想，“刁民”的出现，与某些领导错误的理政观念有关。我们国家对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某些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开展各项工作主要考虑的是任期内辖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至于继任者将会面临什么局面，考虑得很少。经济繁荣倒是好办，用数据说话就行。至于数据怎么产生，我们都懂得。社会稳定就不同了，辖区内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想捂是捂不住的。而“刁民”们的不断上访，往往就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因为很多上访“刁民”的诉求，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对上访“刁民”的处理，某些领导考虑的重点不是如何依法、公正、有效的去解决“刁民”的诉求，而是一拖、二稳、三堵、四满足。拖，就是先拖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刁民”被拖得没脾气了，也许就不上访了；稳，就是对拖不住的“刁民”，想办法给点蝇头小利，稳定其情绪，使其不越级上访；堵，就是对越级上访的“刁民”，尤其是进京上访的“刁民”，进行围追堵截，百般阻挠不让其直达天听；满足，就是对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刁民”，一番讨价还价后，满足其诉求。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能取得一定效果，却在群众中形成了所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观念。由此，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便有了可乘之机，导致很多无理“刁民”的产生。
我想，“刁民”的出现，与不规范甚至违法的行政行为有关。某些公务员，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对上级负责，让上级满意，很少考虑对群众负责，让群众满意。领导的指示，他们不讲原则，绞尽脑汁地做好；群众的事情，他们却坚持“原则”，中规中矩地去做，而且在做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向上级请示，由上级决定。当上级的指示与群众的利益一致时，皆大欢喜；不一致时，往往上级受益，群众受害。更有甚者，个别公务员不作为、选择性作为或乱作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肆意处置侵占群众的利益，导致群众怨声载道。部分群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走上了上访之路。
我想，“刁民”的出现，与落后的司法管理体制有关。目前，我们国家的各级司法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种依附党政的司法管理体制，无法保证司法独立。因此，法官们审案断案时，不能不考虑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意见，因为他们的官帽子、钱袋子都拽在当地党委和政府手里。由于法外因素太多，如果法官稍有私心。其审案断案的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冤假错案。所以，“刁民”们宁愿上访，去寻找能够为其做主的“包青天”，也不愿与官方“对薄公堂”，他们知道，“对薄公堂”的胜率，微乎其微。
所谓的“刁民”现象由来已久，也将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想杜绝这一现象，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官方转变理政观念，规范行政行为，改革司法体制，把官方的一切行为置于“阳光”之下、法律之下，或许，可以让部分“刁民”转变成“良民”。这是一项长期而繁重、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完成这项工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习大大治国理政以来，频频重拳出击，大力惩治贪官和庸官，收到了很大成效，对改变官风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习大大正在领导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这场改革，涉及到党的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军队管理体制、司法管理体制等各个领域。我相信，如果各项改革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顺利完成，那些所谓的“刁民”，就会越来少，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幸福指数就会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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