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带稀饭在广场玩儿的时候，碰到了 初中语文老师老何，嗯，老何，我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会下意识地称他为老何，按说我们绝没有这样的交情，而他至多比我大十岁，并不显老，甚至比印象中更显翩翩。当然，我并没有恋师情结，实际上，在我的整个青春期，我都对男女之情相当无感，即使我看了n本琼瑶和席绢小说。打招呼的时候，老何似乎没有认出我，对他而言，我只是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即便曾经让他怎样头疼，可是隔了时间的长河，也终于忘却了。可是看到老何的那一刹那，我却清晰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忘记他，呵，就是他呵，我日记里的假想敌，我叛逆期的反抗对象。其实现在想来，老何对我这个“优等生”相当好，但是处在叛逆期的敏感少女似乎完全不能理解大人的善意，对他每一次的安排，我都表现出激烈的对抗，似乎他就是暴政和强权，而我手举小红旗，誓要和敌人斗争到底，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初三时成绩下滑，需要复读一年。可悲的是，复读时，我在家人安排下，仍被分在老何的班级，这让我更加愤怒，于是新一轮的斗争开始继续，时至今日，我已经不能记起我干了什么出格的事，可我却记得老何撕过我的试卷，踹过我的宿舍。回忆起这些，我并未耿耿，反而充满了对老何的歉意。十多年前，我记得老何问我以后要做什么，我冷傲地表示要做一名正直的记者，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带着各自的孩子，如此温情脉脉的相遇，然后客套的寒暄。

因为各自带着小孩子，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谈，但是离开的时候，我有记得礼貌的走到他面前说一声，何老师，我们先走了。他客套得答，嗯，好，好，有空家里来玩。我背转身，心里说一声，再见，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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