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之死）
莎士比亚在他享誉世界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就个人说来情形也往往如此，有些人品性上有一点 小小的 瑕疵，或者是天生的（那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天性 并不能自己作主），或者是由于某一种特殊的气质，过分发展 到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或者是由于养成了一种习惯，过分 要一举一动都讨人喜欢，这些人就带了一种缺点的烙印（天然的符号或者是命运的标记），使他们另外的品质（尽管圣洁，尽管多到一个人承担不了），也就不免在一般的非议中沾染了这个缺点的溃烂症。一点点毛病，往往就抵销了一切高贵的品质，害得人声名狼籍。
（卞之琳译 诗体本《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
这段话包含了许多信息，揭示了深刻的道理，不妨分别阐释如下：
有的人有不少好的品质（总体上是个“好人”），但由于某些小毛病（很多人对自己的毛病浑然不觉，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就会像溃烂症一样，影响到整个机体的健康，使诸多好的品质被这“小小的瑕疵”所污染，“好人”当不成，反成了人们的众矢之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这些“瑕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天生的，二是某些特殊的气质，三是不良习惯。
天生的瑕疵不能自己作主，因为它与遗传基因有关，属“不可控因素”，谁也没办法。
但由于出身、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使自己一些特殊的气质畸型发展，不顾及正常的理性和“人性化”要求，表现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举动，这就是自己的事了。
另外，有些习惯，比方“过分要一举一动都讨人喜欢”，就很惹人生厌的。习惯的力量足够强大，（有时“惯性”强于“理性”），修正起来十分辛苦；但习惯往往决定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
金无足赤。世界上不存在毫无瑕疵的“完人”。但瑕疵人人有，性质各不同。有的瑕疵无关大局，有的瑕疵却是致命的。
比方头脑简单、不谙世事、盲目轻信，或者因循苟且、得过且过、邋遢马虎，或者“一脸抹不开的肉”，死要面子活受罪……常常会成为众人的笑柄，自己则以阿Q式的“吃亏是福”自慰。这自然于渴望成功无益（影响办事效率，减缓成功脚步），但它毕竟不殃及他人，因而终究可以谅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也可以帮他的忙。
而另一类“瑕疵”，如刚愎自用、性格乖戾、追求强势、爱慕虚荣，……却是致命的。这种人也许有不少其它好的品质，有诸多好的表现，但这些“致命的瑕疵”，足以将他们的优点、长处加以污染、抵销以至彻头彻尾将自己摧毁！
由此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一个人：明王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
平心而论，崇祯（朱由检）这个人确不是亡国之君。他心性仁慈、博爱，勤政而爱民。据史料记载，他白天接见群臣，商讨国事，晚上批阅奏章，常常“连轴转”几昼夜不休息。他生活节俭，几次下诏去除为皇室服务的额外开资，吃穿住用一概从简，声色犬马很少沾身。他穿着浆洗过的旧衣，衬衣的袖口已磨烂，吊着线头……1644年，李自成大军攻进京城，他在煤山（景山）自缢，内衣上有血书云：“……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屍，勿伤百姓一人！”很有些开明君主的范儿。
可就是这样一位皇帝，却终不免悲剧下场……唏嘘之余，不能不使人想到个中原由：固然，他接手的明王朝是病人膏肓的“活死人”，任谁也无力回天；可他自身品性中“致命的瑕疵”也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因素。他无雄才大略，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爱慕虚荣，崇尚权势。这些都是崇祯的“死结”。这“死结”比起他那么多好的品质来也许只是“小节”，然而它却是致命的，正如莎士比亚说的，这“一点点毛病，往往就抵消了一切高贵的品质，害得人声名狼藉。”
他原本不顾东林党的反对，毅然起用了杰出的军事将领袁崇焕。袁不辱使命，在关外辽东一线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迫使八旗兵顿于坚城之下，不能迈人山海关一步。就在清兵一筹莫展的关键时刻，崇祯品性上的“瑕疵”帮了皇太极的忙。他轻易地相信“八旗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而且听不进任何相反的意见，执意下令逮埔袁崇焕，并凌迟处死。敌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此简单的“反间计”，就让这位大明皇帝“误杀良将，自毁长城”！
人是奇怪的动物。
崇祯曾多次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所做所为，对袁的冤死也曾悔恨过；但他一有机会便露出刚愎自用、我行我素的“瑕疵”来，最终酿成亡国杀身的惨祸。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温一下莎士比亚那段经典台词。
莎翁这段话然精彩，但对照崇祯的性格及其悲惨结局，总感觉他对“瑕疵”的危害，说得太过轻松了。“致命的瑕疵”何止是“害得人声名狼藉”，简直就是毁己、毁家、毁国的元凶啊！
“气节”还是“气邪”？
《礼记·檀弓下》有个故事：齐国发生大饥荒。有个叫黔敖的人，备了饭在路边，救助过路饥者。这时有个人，用衣袖遮着脸，拖着破烂不堪的鞋子，踉跄地走来。黔敖见他饿 成这个样子，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水，对他说：“嗟，来食！”（喏，来吃！）。那位饥者生气了，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嗟，来食”才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黔敖听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是有心的，请他过来吃吧。但这位饥者执意不肯吃，扭头便走，没走几步，便倒地而死……
这个故事的完整版就是这样。
有人认为，“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位饥者宁可饿死，不吃“嗟来之食”，是个有气节、令人敬仰的人。而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饥者所为，算不上什么“气节”，只是“气邪”罢了！
到底是“气节”还是“气邪”？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一番。
生命固然重要；但“气节”似乎更重要，否则孟老夫子就不会说“杀身以成仁”的话了。汉苏武“渴饮雪，饥吞毡”，“留胡节不辱”；春秋时的介子推“不言禄”，携母逃绵山，宁可被烧死也不出来做晋文公的官；文天祥在凶暴的蒙古大汗面前宁死不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于现代的“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的大气节而慷慨就义者，更是数不胜数，朱自清、董存瑞、黄继光……能列出一大串光辉的名字来。
然而，我们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些人、这些事迹，之所以被称为“气节”，令万人仰慕，总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大”，一个是“值”。
“事有巨细，人别良莠，分而思之，智而行之”。
韩信在受“胯下之辱”时估计也是有过思想斗争的。一群小流氓叫嚷着：或刺我，或“出我胯下”，韩信“孰视之”，然后才“俯出胯下”。司马迁赫然写“孰视之”三个字真是非同小可！活画出韩信的心理活动：比起宝贵的生命和未来的事业，眼前的事情，这件事实在太小，为此赌命，太不值！于是，他选择“忍耐”。
什么是“能耐”？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形下，能忍耐就是能耐。韩信是个有能耐的人！
苏轼作《留侯论》对此曾有极精当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者。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里的关键是“挟持者甚大”和“其志甚远”，即“值不值”的问题。
回头我们再说说那位“嗟来食”的饥者。假如碰上韩信那种情势，他会怎么样呢？我想他不会一剑刺过去，也不会受“胯下之辱”，怎么办？多半自己脖子了事。孔子的弟子曾参，听说了“嗟来食”这件事，对那位饥者也很不以为然，他说，人家已经向你道了歉，那就应该吃了才对！因为这件小事而献身，实在不值，更谈不上甚么“气节”了。
不是气节是甚么呢？“气邪”，一种莫名的邪气罢了！这是极愚蠢、极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不成熟、不计后果、动不动就发邪气的蠢人蠢事，屡见不鲜。
据报载：三男二女在饭店喝酒，吵叫声高。对面喝酒的李某瞅了一眼。“你瞅什么？”“看一眼不行啊！”其中二男拎酒瓶打李头，李拔刀捅去，一人死，一人重伤……又，一女反对其男友夜不归宿看“世界杯”，凌晨到家，激烈争吵，女从九楼坠下身亡。……为争一口气，小事酿大祸，是“气节”吗？绝不是，是气邪！
“小不忍则乱大谋”。该有“气节”时自然要有“气节”；该控制情绪时一定要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控制未来”。“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只当“没看见”，巍然保持一种冷静的淡定与从容，然后去解决，这才是大能耐、大本事，这才是大智者、真“气节”！
“嗟来食”者表面上似乎有“气节”，其实，他不过是个邪气冲天的蠢人罢了！
警惕“软刀子”杀人
据《旧唐书·贾曾传》载：唐玄宗时，吏部员外郎贾曾，被调到东宫任太子舍人。他见太子经常派人选歌伎入宫（频遣使访召女乐），没日没夜地歌舞宴饮，整个东宫充满靡靡之音，太子则昏昏欲睡。于是，贾曾便直言不讳地劝谏太子说：那些放荡的歌舞，淫巧的伎艺（慢伎淫声），是最坏人性情的（实亏睿化）。上边搞，下边学，风气必然越来越坏，最终由腐蚀人心而导致国破家亡（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是非常危险的。
接着，贾曾还用史实作证说，大凡对付一个比较强大、很难战胜的敌人，常常都要借助这种“软刀子”。比方戎国“兵强国富”，秦国难以抗衡，就采用反间计，派一些美女进来（秦人反间，遣之女妓），使其战斗力由盛转衰，最后终战而胜之。
古人说：“乐之失，奢。”艺术文化太发达，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太奢靡，于國家长治久安有害无益。世界文明古國的衰亡，原因固然很多（比方自然环境的毁坏），但文艺过分鼎盛也难辞其咎。
想当年，入关前后的八旗兵何等强悍英勇，待入主中原日久，在细歌软曲中渐渐失了斗志。乾隆第二次下江南视察淅江绿营兵防务，杭州大营居然以细歌软曲迎驾。乾隆一见大怒：你们是军人，整天吹萧弄乐，还能骑马打仗吗！于是下令：军中只准用征鼓号角，（《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笙管细乐一律禁止！
如此看来，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相当“圣明”的。
这些都是历史，但足可引为借鉴。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國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当然必不可缺;但如何发展？提倡什么样的文化艺术？是不能迴避的问题。搞得好，它可能成为实现中國梦的助力;搞不好，它可能成为实现中國梦的“软刀子”，甚至是破坏力。
文化艺术本是双刃剑，它的正反教育功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遗传基因”，“转基因食品”令人谈虎色变；“转基因的人”（抛弃文化传统的民族）更加可怕。正如刘宏毅博士所说，“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國家亡了可以复國，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教师节前夕到北师大考察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9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國际学术研讨会暨國际儒学联合会第8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习主席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善于创新。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脈开拓前进。”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國梦”的倡导者，习主席关于民族文化、教育、艺术对国家民族发展重大意义的理解，何等深刻！这些话是极令人深思的。
我们当前的文化、教育、艺术是怎样的呢？
试举一例。比方演唱会，歌者闭目皱眉、咬牙切齿，一脸痛苦相，反复唱着“你不爱我就去死”的靡靡之音；听者摇头晃脑，手举莹光棒如醉如痴……据说这就是“中國好声音”！歌星出场费高得吓人，而传统的國粹艺术却无人问津；让人昏昏欲睡的“说歌”和让人傻笑的粗俗低俗的噱头成了艺术品，在舞台上大行其道。“追星族”们只知郑智化而不知郑成功，为了见不到明星，情愿投水“殉情”……许多影视作品几乎每天都对青少年诲淫诲盗！
又比方教育。社会、学校、家长千方百计鼓励小孩子这也学那也学，单单不学怎么做人。殊不知教育之根本意义在于教导后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贤的人生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承认，我们当前的教育，其实是“缺德教育”！
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教育，归结一点就是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丢弃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变异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使我们民族变成了“转基因的人”。如此现状若不重视，若不改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國梦”，实在是“难矣哉”！
习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不忘历史”、“延续民族文化血脈”。千万别让那些“软刀子”屠宰我们（首先是青少年）的心灵。我想，我们总不能连唐朝的吏部员外郎、太子老师贾曾和清朝的乾隆皇帝都不如，看我们的笑话罢。
阅读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