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村里的光棍有两种，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为光棍，成因不一样，内容的实质一样。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
虽然不情愿，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的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还是有文化，还是有文化。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尤其是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是保留节目，他也当仁不让，众人欢呼声中，他缓缓站起，双脚分开，检查笛膜试试笛音后，笛子在嘴边按好，然后夸张地一甩头，清脆的乐曲就弥漫开来。月光隐约着他的动作，各种虫儿和鸣着他的声音，众人欣赏着陶醉着，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但大多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的议论话题。可莲花家是贫农，她的爹娘当然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富农子弟恋爱，在多次劝说和打骂无效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把女儿嫁给了邻村一个贫农子弟。那一阵子，云兴像傻了一样整日不语，总是一个人默默发呆。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横笛，声音凄切，令人心酸。
因为家庭成分，云兴三十岁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给换的亲，妹妹嫁的那个男人是地主子弟。云兴今年六十岁，今年春大奶奶过世后我回老家奔丧，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满脸皱纹的云兴，不过他不是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他是我们崔家花钱请来的响器班子中的一员。他凭一支炉火纯青的横笛加入了响器班子。他和那些敲锣打鼓各司其职的同伴们，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吹打着一些忧伤或平淡的曲子。休息时我与云兴打了招呼。他说，孩子都成家了，就地里那点活儿，不忙了跟着人家挣个零花钱。抽了几口烟又补一句：“活儿不少。”漫不经心中显出一点知足。我当然不敢问及他与莲花的当年旧事。不过我想，他见多了人间的生死，应该对自己的这一段创伤早已淡化了吧。其实，在那个年代，像云兴这样的婚姻是见怪不怪，政治的遗传性被扩大到了极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婚姻仅是一个极小的部分。
婚姻的重量
那会儿报纸电台经常讲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可时至今日这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可见其顽固性。当然，随时代的发展，差别的内容也在变化。那会儿这三大差别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户口：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我高考离开老家前，村里的媒人介绍对象开头总是强调一句：人家可是非农业户口。那时户口就是划分人的等级的标准。如果说家庭成分是婚姻的政治因素，户口则是婚姻的经济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兵的是农村姑娘的首选，因为当兵就有可能转干穿四个兜的军装吃商品粮。当然，大多数还是回到农村修理地球。到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从农村大批招工，在外有固定工作的就吃香起来。女方在家务农有粮吃，男方在外工作有钱花，工农结合成为农村姑娘的最佳婚姻模式。然而到八十年代初农村普遍推行责任制后，这种完美结合出现了失重，称为“一头沉”，就是说男的在外工作轻巧，女的独自在家操持责任田是重。其实这也是事实，生产队时有集体支撑，而分田到户就不同了，犁锄耪耙浇，有些农活儿还真离不开男人。家里有地，男人要兼顾，有的因此耽误工作，一头沉变成了两头累，所以村里有些在外干临时工合同工的就干脆辞职回家专心和老婆一起务农，再说那几年风调雨顺，各种苛捐杂税还少，是农民最舒心的日子。而有的“一头沉”家庭因为男人不愿放弃工作和家庭，就不得不另谋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农转非”就成了这时期一个很流行的选择。那时非农业户口还是相当诱人的，一个本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突然变成脱离土地的非农业户口，自然有一定的优越感，至于转户口后是否有工作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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