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西南，在仙霞岭皱褶里一个叫黄坛口的山旮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水电厂——乌溪江水力发电厂在这里奠基，山旮旯里汇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前苏联的水电工程技术专家。电厂初步建成后，几十年来又源源不断为建设祖国大江大河水电站厂，包括新安江水电厂以及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输送了数以千计的技术骨干和建设人才，其中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电监会主席，因而有“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之称，在新中国的水电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又何尝不是目前中国2亿农民工的摇篮？
1958年冬，大坝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在离建设工地不远的山坡上，有几排毛竹和茅草搭建的工棚，在前面一排的西面一间，住着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是受当时的华东电管局派遣从上海来到这里工作的，妻子是个文盲，本在四川乡下种地，只因快过年了，不远千里来探亲，住进了丈夫的工棚。
丈夫忙于大坝上工作，因而往往是她一个人呆在工棚里。
经常有挑砖或背水泥的人经过工棚。她壮着胆子大声问：喂，给哪里背水泥？
那伙挑砖背水泥的人并没有听懂她那带着浓重四川乡音的非常生硬的普通话，但既然有人打招呼，也就纷纷歇下肩上的重物，进工棚讨水喝，一个看似领头的人自告奋勇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溪对面修瓦窑的。
她又问：还要不要人？
领头的环顾四周，这里除了一伙挑砖背水泥的和正用手势比划表达意思的她外，没有其他人，就问：是你吗？
她怕自己蹩脚的普通话引人笑话，就没再吭声，只是重重地点头。
领头的再问：你也是盲流？
那时，在工地里工作的叫国家干部职工，如她丈夫；在乡下种地的叫人民公社社员，如她的兄弟姐妹；不经政府计划安排而离乡背井在工地上打工的叫盲流，如眼前这些挑砖背水泥的；国家干部职工和人民公社社员都是革命群众，盲流则和“地、富、反、坏、右”一样，是革命的对象。她有些脸红，愣怔片刻，又重重地点头。
领头的放下水碗，从头到脚打量着她，围着她转一圈，再转一圈，忽然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
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又让人笑话了，脸颊涨得绯红，低头审视自己片刻，总算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发笑，原来问题就出在自己这件外褂上。这是件新外褂，去年过年前亲手缝制的，除了社队年终分红和年节串门，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如今来探亲又穿上了，而挑砖背水泥的都是青壮男劳力，一个弱女子怎能吃得消干这累活，何况自己还穿着新衣裳，在他们眼里分明是个来工地探亲的干部家属。她胡乱地打着手势，大声说：我在社队里评的工分是10分，比男劳力挣得多。而领头的笑得更欢了，还摇摇头，表示没有听懂。她急了，索性脱了新外套和棉袄扔一边，一把夺过领头的水泥包扛上肩，驮着沉重的水泥包踉踉跄跄往前走。
其时正是严冬，凌历的风刮得手和脸生疼，她穿着单衣不管不顾，驮出好远一段路，众人都不笑了，领头的追上来说，歇下歇下，你跟我去呗。
就这样，她跟着这伙人去瓦窑干起了青壮男劳力才干的活，背水泥，挑砖，也挑砂石。她很庆幸终于找到了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了不回四川老家的理由。盲流就盲流吧，工地上不愁没活干，总比回家强。丈夫将从工地上捡来的板头钉成一只木板箱，这在当时是最豪华的家具，也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瓦窑修好后，她长期在电站食堂养猪和烧锅炉，也到乌溪江边筛沙石料，也走村串户穿棕棚。后来政府认可了她的打工身份，不再是革命对象，叫做“非计划的长期的临时工”。她在电厂里一干就是二十八年，还生育了三个儿女。
农民工的前身是“非计划的长期的临时工”，再前身就是盲流，或者说摇篮里的农民工是盲流。
她就是我的岳母大人，病故已经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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