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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在北京

时间:2012-04-05  阅读:1616  作者:阎璐

夜深了,我们顶着严寒,在护城河边散步。高扬谦给我们讲他中小学时候的事,讲他中考和高考的辛酸奋斗史,讲他初中时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历史。他读过很多书,各大名著小说甚至百科全书几乎都看过,上学时每期的《读者》必看,这让我羡慕不已。他说美国的科研专家质疑过月亮不一定是地球的卫星,它绕着地球转可能因为它质量轻,这就让人怀疑月球的中心可能是空的。也有人设想过把月亮炸开来验证这个想法,但是这个操作不具备可行性,首先中国人就无法接受,几十年根深蒂固的中秋节以及嫦娥奔月的神话不能因此就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们为了等第二天的升国旗打算露宿肯德基店里,凌晨两点的时候店里却打烊了,我们只好出来。深更半夜流落街头的滋味真的很落寞,我们三人在地下过道里铺上报纸,相互偎依着取暖。我买了个烤红薯捂手,高扬谦为我们两个女生买来了冰糖葫芦。

我们从四点一刻起就站在观旗线里候着,天寒地冻,观看的人们也都百无聊赖。我亲眼看着天空从夜幕漆黑慢慢转成东方发亮,再变成鱼肚白、一片片天幕相继被染红,最后朝阳出现,霞光万丈。天已大亮到让我感觉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国旗班这才姗姗出来,人们纷纷踮起脚尖,举起手机相机摄像头,带孩子的大人还把孩子举过肩头,赵丽娟焦急了:“我个子不高看不见怎么办啊?”“没事,到时候我抱着你。”高扬谦宽慰她。可是最后,赵丽娟被人群挤到了前三排,高扬谦用他自己的方式也看到了升国旗,倒是疲惫麻木的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们在西城区一家不显眼的小店里用了早餐,结账时却发现仅仅是简单的包子豆浆大米粥竟然会那么贵,西二环的早餐价钱大概是北五环的三倍,这里的东西都是我们消费不起的。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困得不行,说不上几句话就会睡倒。他们把我送上公交,又一起去爬了景山。后来赵丽娟告诉我那只是一个小土丘,好像是用挖护城河刨出来的土堆成的。

等我补够了睡眠去找他们,跟高扬谦同寝室的男生告诉我高扬谦回去后就生病了,还发高烧,现在他已经回家去了。赵丽娟后来也去唐山参加朋友的婚礼去了。

我已记不清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我坚定不移地想回家乡准备考研。可能是我对现实处境的估计过分严重了些:看到王洪伟学得那么好、赵丽娟那么刻苦,我觉得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比我档次高很多的人,我如果继续留在北京的话注定还是底层;当社会地位不同的时候,友谊什么的也就不会存在了,等那个时候我将孤苦无依、孤立无援。也可能是因为我对梦想的态度实在是太天真烂漫了:我觉得我放不下考研,那时距考研还有三个月,回去好好突击学习下说不定半年后又回来了;以读书的身份回北京就不用担心成为底层,改了行以后就不用再为编程头大了。还可能看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心理医生解密人死之前最遗憾的几件事,其中一件很多人都容易遗憾的是这辈子只做了别人期望自己成为的人,却没有去做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还有百家讲堂上于丹讲庄子时有一节提到,人死前弥留之际才会感慨原来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是年轻时被各种现实条件约束而没能放飞的梦想,可是二十岁已经回不去了。当然还有别的客观因素,比如我那时身体不好总是生病,还有我花了家里太多钱家人也希望我回去了。

10月6号我和公司里几个人一起去北海公园的路上接到了托运公司打来的电话,原来我几天前办理托运回家的行李在昆明被扣押,说是我的货物超重必须加钱80元,否则不给取货。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赵丽娟,她很气愤:“约上高扬谦一起,找那家公司的老板理论去。”

我先打头阵:“我们办理托运业务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110元给送到云南玉溪。当时是超重了,我说那就不寄了,可你们说既然包已经打好了就帮我寄了。”赵丽娟接上:“做不起生意就别做,嫌超重的话当初你就别答应帮我们寄啊。”高扬谦继续:“这单子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一切应该按照单子上说的做吧?”托运公司的老板和老板娘却火气冲天地叫嚷起来:“你们自己的货物超重,在昆明那里过不了称,来我们这里撒什么疯?”我们只好去打投诉电话,高扬谦用手机上百度搜了315维权电话、投诉电话的拨打方式,却一个也打不通。投诉电话的号是拨对了,电话那头却循环反复地响着:“欢迎致电北京市315投诉热线,现在服务正忙无法为您立即接通,您可以选择继续等待或是挂断电话。”接着就是一阵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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