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我有话说。

网上有这样的一幕：2012世界末日倒计时，距今天，396天，*时，*秒。如果说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那我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倒计时？当2012成为了世界末日的代名词，当2012成为了人们饭后的谈资，它还具有它原本的神秘和价值吗？

如今的社会，有很多人在2012的预言里获益，2012也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链条。因为2012，引起全球对于世界末日的讨论，全球的讨论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人们的种种猜测引发他们对世界末日的好奇，这样的好奇又让敏锐的电影人嗅到商业契机，灾难片的热播在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同时也创造了很大的经济价值。

2012其实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恐慌。相反，人们更愿意以戏谑的口吻，以饭后谈资的方式，说着这个世界末日。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丧失和蒙蔽了超越维度的时代，每一种理想都因被体验证明而终结。每个人在诉说自己的乌托邦时又会表现一种不太满足的情绪。人们对心中乌托邦的不满情绪，让世界末日钻了空子。有人说过这样一种关于乌托邦的终极悖论：一旦乌托邦离开了超验、静态的状态，在精神层面直接进入历史实践，那么就会在极大程度上暴露出其恐怖的面容和荒谬的本质。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虚幻的乐园仍是经不起推敲，它的终点只能是现实的起点。所以，人们与其幻想表面光彩、越往深处越恐怖的乌托邦，不如痛快点，直面终结的那一天。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原本离得很远的世界末日一下子变得亲切，人们已经对它狰狞的面容有了抗体，不那么惧怕了。而电影里构想出来的世界末日画面，正好将抽象的末日具体化了，于是，2012再也不神秘。或许我可以说，2012成为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寄托。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乌托邦。

在这个程度上，2012是有其社会价值的。

其实对于我而言，因为2012，我是构想过自己的死亡的。我希望是在没人的时刻，在没人的森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山崩地裂，毫不尖叫地被乱舞的利器刺伤。你会说，嘿，孩子，这样很痛的。我只想说，人生总该很痛一次，也该疯狂一次吧。

我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今年的武夷山大桥断裂，我就在那里。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车子开过大桥的20分钟内，大桥断裂。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当时就想过，如果当时在桥上的旅游团不是那个安徽的教师团，而是我们这个南京的教师团，如果出事的是我们，如果死亡的是我，我真的后悔以前对父母的无理取闹，后悔自己容易动怒的脾气，后悔以前没有善待他人……我所有的良知，似乎都在那一刻迸发。

我想说，2012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承载了灾难文化。包括个人，包括社会。人们用不同的视角，相继迸发出对自己、对社会的良知，一种基于灾难文化的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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