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红，是个典型的湘妹子，个子小小，才1米5多一点。第一次见她时，是我到新公司工作的第一天。办公桌是由透明玻璃隔成的小格子，她就在我的隔壁。她不爱穿高跟鞋，所以更显得瘦小。那天，她正低着头在备课，小鼻子上面架着一副秀气的近视眼镜，我经过时，她刚好抬起头，友好地对我微笑致意，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我似乎一下子温暖了许多。
以前听姐姐说过，同事和同学不一样，同学之间的相处单纯而美好，同事之间却夹杂着争斗、功利性。在之后的一个月，虽然我与笔红只有一玻璃之隔，却也很少交流，有的只是简单的问候。在少得可怜的闲谈中，我得知她是个英语老师，名牌大学毕业，英语8级，我一下子对她有了几分崇敬。正可谓是，人小志不小。
我一直坚信同事们之间只是萍水相逢，并且这种职业的人员流动性大，走走来来，更不必交出真心。直到某天，笔红约我下班后一起逛街。我受宠若惊，她一直都是和易老师结伴而走，而我始终形单影只。我木讷地点点头。下班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走进了步行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好不热闹。笔红问我：“谢，你平时怎么那么沉默呢？是不是来这不习惯？没事的，我刚来时也这样，多和我们说说话就行了！”她的声音轻柔动听，在夕阳的余晖下，她还握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坚信的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动摇。
之后，我们一起逛街、逛商场，甚至跑到她的小窝过夜。我们抱着电脑看连续剧，看到某个男明星时一起发出花痴般的尖叫，也因为某个离别情节哭得稀里哗啦。那晚，我们从晚上十点，看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一觉醒来，笔红正在书桌前备课。我听着“嗒嗒”的键盘声，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
那天我休假回来，一进办公室，我旁边的位置空空的。易老师说，她家里有点事，昨晚连夜搭火车回老家了。易老师在说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是什么事，但从她的表情能看出，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心一下揪起来，赶紧发信息。笔红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两个字：没事。我更感到不安，感觉心里空了一块。
漫长的两天过去了，笔红回来了。从进来办公室，她就一直半低着头。因为在我隔壁，所以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她那红肿的双眼，整个人憔悴了许多。我欲言又止，怕一不小心揭露了伤悲。下班后，我依然和笔红一起走。但那气氛显得很压抑，我极力忍住没开口。这时笔红突然在大马路上抱住我，开始是抽泣，接着嚎啕大哭。我抱着她，用手轻轻地拍着，无声的安慰，心里也泪如雨下。那个叫我别担心，在我初来乍到之时给我安慰打气的笔红，怎么会哭得如此脆弱。仿佛我的肩膀就是她的依靠，她的一切。几分钟后，笔红的情绪稍微稳定，我们回到了她的小窝。
两天前，笔红接到老家母亲的电话，告知她父亲从楼上摔下来，腿摔断了。笔红当时就哭得像个泪人，来不及告知我，就跟上司请了假，直奔老家省城医院。幸好她父亲在接受手术治疗后，保住了腿。她说，她家在湖南农村，自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不好，父母好不容易供她上大学，上还有一个哥哥，家里就靠她和哥哥支撑着。她父亲是给村里修房子的建筑工人，常常要风吹日晒，高空作业。农村的条件不好，自然防护措施也不好。这次就是因为没有护栏导致她父亲从楼上摔下，之后主家只赔了两千块。
我听后既心疼又震惊。
记得有一次，我们各自在自己窝里下厨。我买了自己爱吃的鸡肉，笔红说她晚点去买。那天上班时，她无意中透露，她没去买菜，吃的是昨晚的剩饭。当时我以为她是嫌麻烦，可之后几次都这样。我总算明白，她是为了省下钱寄回老家。但是第二天，笔红的一个学生没吃午饭，她特地穿越六条马路到KFC给学生买了一个鸡腿汉堡。她回来的时候还气喘吁吁地说：“没想到那汉堡那么贵咧，要14元，我都还没吃过。”她说的时候却没有一丝不舍。我听后，只想哭。她可能生平第一次进KFC吧，还不是为自己买。她平时最大方的时候买菜也不过10元。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学生也跑进办公室嚷嚷：“老师，你偏心，我也要汉堡。”笔红抚摸着孩子的头说：“好呀，下个星期给你买，不过你要答应老师，期末要考出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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