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地问：“前两天不是给总部发过传真汇报事故申请补助么？”
皮特揉着太阳穴，一脸的疲倦：“但是保险公司已经给过赔偿，总部也只给这么多。”
他竟然并没有斥责我多事，这反而使我更加疑惑。我望着他，心里充满矛盾，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当晚，我整晚在翻查自己两年来备份的所有旧文件，终于找到那一张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总部传真，我心底的疑惑被证实了。
大概是一年前，皮特以传真形式和总部讨论过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问题。最后的文件我并不清楚，但通过这一份传真草案可以看出，美国总部原本答允的金额应该是很高的。那么，皮特说只有很少的一些抚恤金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他想私吞这笔钱。
我，应该揭穿他吗？后果会怎样？
那夜，我彻夜难眠，傻傻地想：美国的月亮真的会比中国的更圆吗？但我只怕看不到了。
我辗转，梦里隐约听到有小孩细细的哭声，在喊“爸爸”。他们爸爸的手没了，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来帮助他们长大，受教育。也许，我会因为自己的美国梦而带给两个孩子一生的辛苦与挣扎。
但是，谁能定如果我不去美国他们就一定会拿到一大笔抚恤金呢？毕竟我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文件。也许我误会了皮特了呢，那么随便怀疑不是在害人害已？
早晨上班，我为皮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连那张揉皱了又展平的传真件一同放在了他桌子上。
在秘书室，我细细叮嘱新来的小丁：“皮特喝咖啡喜欢加半盅奶昔，不放糖。而且他比较习惯‘哥伦比亚’和‘摩卡’，那些‘雀巢’和‘麦斯威尔’是给国内客人预备的，不要弄错了。”
正在絮叨，皮特打内线电话叫我进去。
推门的时候，我想，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皮特的表情很淡漠，但桌上的传真件分明洒着斑斑点点的咖啡渍。他竟这样惊惶，我再无怀疑，皮特在关于伤残补助的数额上一定做过手脚。他拈起那张薄薄的传真，嘴角一丝潮讽：“我知道你还有收集垃圾的嗜好。”
“never say ‘no’!”（永远不要说‘不’）这位绰号“中国通”的老板突然用英语对我咆哮起来：“a good secretary should be good at keeping silence!”（一个好的秘书应该懂得保持缄默！）
“也许，”我也用英语回答他，“也许我应该维待沉默，直到我去了美国，见到总裁后再设法帮助他们。可是，”我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为激动，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望着皮特，诚恳地说，“我不想对您不利。”
他一愣，脸色缓和下来，许久，他困惑地，轻轻地问：“ＷＨＹ？”
我当然明白他之所指，停了一停，才抬起，改用中文清清楚楚地回答他：“因为，我从来都是中国人！”
“就这样，我为员工争取回了那笔高额的抚恤金，而我自己，却因此而失业。”
小阮讲完了她的故事，望着我轻轻一笑。
我问她：“你后悔吗？”
她挑起长眉，眼神晶亮：“这个问题，皮特也问过。后来，那几个受伤工人也问过我，为什么当初那么奋力地为老美卖命，阻止他们游行，现在却又这么帮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从来都是帮自己同胞的，我不是汉奸，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啊！”说到这里，她笑起来，笑容坦荡明亮，“只是，说完全不在乎也是不可能的。那以后，想起美国，想起那份高薪，我就忍不住喝咖啡。不加糖的咖啡真的很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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