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口试笔试一路冲到面试的女孩共有６个，都是二十多岁年纪，明亮的眼，温软的笑，齐刷刷一排６棵青嫩葱儿，师院专科毕业的我并不出色。
主考将我们带到一只大冰柜前，出人意料地说：“最后一道试题：为老板冲一杯咖啡，然后亲自送进去。”
“进去”指的是进总经理办公室去，换言之，如果考试通过，那么将要见的人便是自己未来的老板。我们对视一眼，心照不宣，都暗吸了一口冷气。
多日辛苦，在此一搏，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来。我冷眼看着５个对手的操作，有直接冲一杯苦咖啡的，也有认真按比例配制奶粉方糖用料恰到好处正如三合一厂家出品的，还有两个竟分别做了咖啡冰淇淋和鸡尾酒，装饰着柠檬和樱桃的花杯鲜艳别致，简直堪称色艺双全。当此劲敌，我有什么胜算？
想了想，我老老实实冲了一杯苦咖啡，然后调好一小盅奶昔，又在小碟里放几块方糖和咖啡勺，用托盘端了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皮特。
他四十出头，也许不到，一双蓝眼睛写满精明。他笑眯眯地问我：“你竟要我自己调咖啡？”
我也笑着，但心是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为您服务，很抱歉不了解您的口味。 但是这次之后，我会知道您是喜欢加糖还是加奶，希望下次令您满意。”
“下次？你知道一定会有下次吗？”他笑了，蓝眼睛变得很柔和。我心里微微一震，顿觉无比轻松，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从这第一杯咖啡直到我此后为期两年的秘书生涯中，我始终坚持这“自我无原则”的原则。表面上很轻松，只要上面说Ａ我重复Ａ就行了；实际上每日如履薄冰，因为皮特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老板，出尔反尔和迁怒于人对他是家常便饭，而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自然就是我这个离他最近的秘书。
皮特有个坏习惯，处理废文件不喜欢使用碎纸机而总是顺手一揉便扔进字纸篓。那年圣诞，纸篓时装满了他扔掉的贺年卡。负责清理卫生的吴嫂大概是觉得卡片精致扔了可惜，便捡了几张带给儿子玩。那个小肇事者有一天拿了张音乐卡坐在公司门口开开合合地玩着等妈妈下班，已经是晚饭时间了，偏偏皮特要回公司拿一件什么东西，觉得音乐熟悉，要过来一看──到底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秘人特送给皮特的特殊礼物，不懂英文的吴嫂和她的小儿子也不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香艳词儿──总之，皮特发了很大的脾气，觉得这样隐秘的东西扔进垃圾堆可以，沦为清洁工儿子手中的玩物却不妥。
吴嫂第二天便被炒了鱿鱼。而我，也连带地挨了顿骂，因为没有替老板将卡片送进碎纸机。
我替吴嫂不值，也为自己委屈。但皮特是老板，操纵生杀大权，他认为我错，我有一百条理由也仍是不对。我惟有默领了这一顿无妄之灾，从此更加小心翼翼，且自动自觉地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每晚清查纸篓，将自己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私下备份或妥善处理。
这种备份给我的工作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好处。皮特常记不清他对我说什么，有些应该交待给我的任务有时他只是想一下就以为自己是说过了，过后却常常突然向我索讨某一份工作记录。现在有了这种备份，当他再突然向我问起哪份莫明其妙的文件时，我便再也不至于天辞以对。
这样的小心，我终于有惊无险地在秘书位置上坐了一年。在皮特的公司里，无过便是功，年底我被加了１０００元的底薪。员工们羡慕地给我敬酒，但我的心里却丝毫没有快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敬业近乎于一种饮鸠止渴，由于老板的粗心，我知道太多的秘密，这对于一个秘书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被炒鱿鱼对我而言只是迟早的事。
就在我每处于“时刻准备着”状态中的时候，我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一时间民情激昂，各种游行示威逐层升级。我们公司也有工人提议举行罢工以示爱国，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工人们的一致赞同。但是队伍尚未形成，公司领导层已经得到密报，皮特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紧急召开各部门经理会议，问：“谁去平息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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