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搞研究的，我只是个修地球的人，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所谓南山，其实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杉木河一带。当一纸公文下到了村子，封闭“南山”，我走出了大山，变成了公务员。家是苗人族裔，所以从外公掉了牙的口里，听到了有关苗人的故事。因在古驿道边，古驿道我们叫花阶路，这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苗族来自于江南
驿道又称驿路、官道。指古代经由驿站传送公文的交通路线，多设于通衢大道。驿道上每隔若干里设置一个驿站，驿驿相接，纵横网络，以京师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再以地方首府为重点，逐级扩展，星罗棋布，形成网络。沟通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之间的联系，使政令通达，军报快捷，民情流畅。驿道，我们当地人叫它“花阶路”。何为“花阶”路？“花”，也就是用鹅卵石或碎石块铺就，并用不同形状的图案装点。“阶”，因有的地方有坡度，于是就修成梯状。有的地方叫它“马道子”或“马路”，也就说明其载荷的动物走的路。现在我们常用“驿路”之说，只能说出它的用途，并没有说明其形状。
我来自偏桥，也就是现在的施秉县城驻地。偏桥是潕阳河畔的一座小城，有水就有桥，这不难理解。潕阳河之潕，有人写作“舞”，也有人写作“无”或“潕”，其实都不对，刻板印刷品《镇远县志》写作“氵舞”，也就是三点水加个“舞”字。我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上打不出这个字来，王永明先生发明五笔输入法时居然漏掉这个字，以至于现在我们谁也打不出这个字。其实在《现代汉语词典》（五版）第1447页里就很明白地写有这个字，译意：
氵舞阳河，水名，发源于贵州，流到湖南叫无水。中国汉字是望文生义，说明在很早之前，这条河畔驻着一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就是苗族。
潕阳河，苗族叫遨巫。这里居住着一支苗族，这支苗族来源于荆蛮。荆即植被茂盛地方，蛮，苗也。苗族古歌说：这是一个很遥远的的苗寨，这个地方并没生长刺棵，也不生长马吃的绿草，这里没有汉族人收税，这里生长着一种窄颈的良马（laoxfeebniangbdoldol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jaoxfeebniangbdoldol这寨居住得很遥远，jaoxfeebvaxlieesdol这地方不生刺，vaxlieesniangxsongbmil不生马鬃似的草，vaxghaitliangxbaibdiol也不纳官粮。）蛮何为？《周礼·夏官·大司马》：方五百里曰蛮畿。《疏》：蛮者縻也，縻系之以政敎也。《班固·东都赋》：外绥百蛮。《唐书·南蛮传》：有十姓白蛮，五姓乌蛮。《曹植·王粲诔》翕然凤举，远窜荆蛮。身穷志达，居鄙行鲜。蛮，即“蠻”。拼音：mán，有粗野，凶恶，不通情理的意思。蛮荒mánhuāng，即偏远的地方。先秦时期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多是指苗族，于是才有“苗蛮”之说。
说到“蛮”就想到“胡”，“胡”就有“胡说”、“胡说八道”、“一派胡言”等词语喻。“蛮”即有粗野，凶恶等下语。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汉人不到的地方称为“蛮”。蛮荒之地是指什么地方呢？按王勃的《滕王阁序》的说法：“以三江为衣襟，以五湖为腰带，控制楚地，连接瓯越。”“三江”，有人解释为“松江、娄江、东江”，有人解释为“荆江、松江、浙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五湖”，有人解释为“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有人解释为“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可以看作南方大湖的总称；“蛮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瓯越”，古越地，即今浙江地区。古东越王建都于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从这一范围来说，这里就是指长江中下游无疑。
其实“蛮”是什么意思？蛮，繁体字写作“蠻”，两边一个绕丝，中间一个言字，下面是个“虫”字。解读下来就是：穿着华丽丝绸服装，说着一种汉人听不懂的鸟语，居住在有鱼虾虫子游荡河流岸边上的民族。这就是蛮苗或蛮族。
古代吴国，为吴泰伯兄弟所建，严格的说，那不叫国，我认为那可能只是个耇吴先祖带领蛮族所居的地方而已，他的级别充其量是个“寨老”，因为苗族没有阶级社会。据《史记》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都是苗族）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说明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吴国都城就在苏州，三国东吴时，丝帛之饶，衣复天下，苏州丝绸已发展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南北朝时，有日本使者求吴织、缝织女工归，《日本书纪》亦有相应的史实记载。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土贡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吴蚕指湖州蚕丝（湖州又名吴兴），当时以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
黔东南的苗族来自于江南，我为吴氏荆蛮，是真正的蛮人后裔。我所说的古代丝绸其发明权是我蛮荒之人。蛮服是世界上最华丽的衣服。没有我蛮人就没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你们可以到黔东南走一走，苗族现在的衣作全是用丝线来刺绣、做布匹、织锦衣。于是“蛮”从最早的“蛮荒”、“野蛮”来了个华丽转身。凡是最好的，圴与“蛮”相关，诸如：蛮好看、蛮好穿、蛮不错、蛮好听、蛮优秀、蛮有劲、蛮会说、蛮能干、蛮讲理、蛮懂事……如此等等。
偏桥的地位
“偏桥”之历史我无法考证。据说，有一种打击乐器，叫“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1978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随州为荆蛮之地，出土编钟。无独有偶，偏偏在这个“化外之地”的偏桥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出土编钟，虽然没有曾氏墓出土的那么大，但其形体是一样的，由此，我想，是不是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派将军庄蹻领军逆沅水而上，至黔中，灭夜郎，灭且兰，然后留言下的东西。如果是，偏桥的历史得向前再推两千多年了。
“偏桥”，早在唐代就出现过，它是古牂牁的属地。那时的偏桥为“蛮地”，因为是“蛮地”所以才“无徭役”。《旧唐书》上说：“牂牁蛮，首领亦姓谢氏。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其首领谢龙羽，大业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我们知道，偏桥在唐时绝对还是“化外之地”。没有纳入中央的统治范围。《明史》讲得清清楚楚：“贵州为内地，当自镇远始矣。”也就是说，偏桥东面四十公里的镇远才是中央王朝的地盘。宋时安氏就设“偏桥硐蛮长官司”，自安祟诚始，至安德千败落结束，前后历15任正官司，时间长达440年之久。是不是受制于宋，没有说明，可能是“羁縻制度”而已。
贵州建省比较晚，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很多朝代以来，中央政府要进入已作为中央领地的“滇”，那得走僰道。“僰道”为秦代所修。宜宾前身名僰道。“僰道”二字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之下已首列“僰道”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僰道县始置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而南宋初欧阳《舆地广记》“叙州”下又记有“秦曰僰道”。僰道就是从现在四川宜宾绕道进云南的。从中原进云南，本可从偏桥走的，为何舍近求远呢？当然有原因，那可是没被“王化”的蛮荒之地，那里存在着很多“蛮”民，你想，就是毛泽东过这块地时时都要发《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才敢过的地方，更何况是那个朝代？
关于偏桥的“地位”，贵州巡抚彭而述在他写的《碑记》中说：“沅居楚西隅，隶楚。偏桥居黔南孔道，属黔而兼隶楚，往有偏大沅抚军之设，取名于此。以为滇、蜀、黔、楚要枢，故抚军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清代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叙》中，对偏桥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如下评价：“偏桥，在镇远府西五十里。自湖广沅州而西，四百四十里而至偏桥。自贵阳府而东，三百六十里而至偏桥。盖辰沅之指臂，贵阳之噤喉。偏桥警而东西隔绝，粮援中断矣。国家幅员滇洱，置驿四川，不如取途湖广为径。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重贵阳不得不急偏桥，必至之势也。……二十五年，置卫，地在贵州，而军属湖广……嗣后苗蛮有警，必急扼偏桥，而不轨之徒亦复眈眈于此。杨应龙跋扈于前，袭偏桥而楚黔中梗；安邦彦跳梁于后，犯偏桥而黔贵几危。所以国家于湖南建节而以偏沅为称者，盖偏桥在三省之交，苗蛮环错，四顾皆险，其在贵阳，尤为上游之形胜也。”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杨应龙叛乱。攻占偏桥48屯（在现在的湄潭县境内），并攻陷偏桥卫城，使朝野为之震动。在征剿杨应龙的过程中，湖广有的官员把对贵州的支援看成是“舍已为人”的分外之事。因此，湖广不仅不派兵援救，连军饷也屡催不至。在这种情况下，云贵总督李化龙愤然上疏万历皇帝，痛批湖广官员的短视行为：“……夫偏桥走全省之道，偏桥不守，则祸中于楚。今戮力会剿为黔即楚也，非舍已耘人之比。”也就是说，如果偏桥失守，不仅贵州、云南不保，湖广也会深受其害。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在上疏中就说：“天下有时急，而人不得独缓；地重而人不得独轻者。最急莫如辽左，而蓟门其咽喉也；其次莫如滇黔，而偏沅其门户也。”程注在奏疏中，将偏沅地区与阻挡清军入关的辽东地区相提并论，可见偏桥在明朝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偏桥以其“辰沅之指臂，贵阳之噤喉”独特的地理区位，从明隆庆年间开始，贵州、湖广两省也为拥有对偏桥卫的控制权，而进行过多次争夺。偏桥卫也因此时而属湖广，时而属贵州。主张将偏桥划归贵州的理由是：偏桥距离湖广较远，而距离贵州近，便于管理；而主张偏桥卫仍归湖广管辖的理由是：偏桥不仅是湖广的屏障，还是老祖宗定下的制度（“祖制”），不能更改。其实，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不管湖广还是贵州，都想把关系到自身安全的大门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建立贵州行省的时候，虽然明确“施秉、镇远金容、金达、邛水一十五洞之蛮夷长官司，偏桥长官司，并镇远州隶镇远府……（《太宗永乐实录》卷91）。”属贵州管辖，但偏桥卫仍隶属湖广行省。
清代的历史学家阿天麟在他的《郡志跋》也说“偏桥，滇南通道，咽喉孤城，一有衝決，偏桥中梗。”《镇远府志》（乾隆）：“偏桥，前阻重江，后枕巨麓，与郡所屏蔽，此郡之西援也。”……如此等等，可以说偏桥还真是一个入滇必走的交通要枢了。
明朝朱元章是个了不起的人，为了打通进云南的通道，他利用大军压镜的方法，进了云南，可他还是知道不方便，没有路不行，没有地方人支持不行。这样，他找到了奢香夫人，于是一条以偏桥为中心的古驿道应运而生。《镇远府志》（乾隆）：“黔置驿，自明霭翠，霭翠请于明，原置驿赎罪，制：可。遂置八驿，以通西南。”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以偏桥为中心，开置驿道，设立偏桥驿站。从此，中原政府进入大西南才有一条便捷之道。这条道的打通，中央王朝才不再以“镇远”为内，而是从偏桥，以至更多的地方也为“内”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偏桥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确实重要，是那时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的交通要枢。政治上的意义在于此后的几百年间，蛮荒之地的贵州进了中国的版图。
六百年前，明军三十多万进军云南，为保障道路通畅和保卫疆土，于内地经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安顺等地实行屯田、卫所。这些军士大多江南子弟，为使其安稳，帝国连他们的家小也一拼迁来戍地，战时打仗，闲时务农，此举一箭双雕，稳定了兵源，又解决了长途运输军需粮草之虞。他们的到来，当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但确因为他们的到来，使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实现真正的文化交融。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村寨还保持着从江南带来的汉族民风。有很多村寨还保存着过去的名称，如王建屯、石板屯、上新屯、下新屯、马路哨、上翁哨、下翁哨、骂溪屯、甚家铺等等。
文化的交流
我在考察古驿道之中，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所谓的“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个命题仿佛不对，因为郭子章先生曾说，我所居住的这一带“四面皆苗穴”。我到黄平的谷陇、苗陇、施秉的清水江一带，一直到达施秉的偏桥，不论是雷氏、杨氏、潘氏、龙氏、刘氏或吴氏，他们都说明季而来。而且是被捆绑手来的。我读的书比较少，历史典籍更是一片空白，看不到这支苗族真正从何时至此。而共同的原藉都是“江西朱柿巷”。那么他们是汉族还是苗族？有的回答是汉族，有的回答是苗族。黄平坪山的潘氏就直接说是江西吉安。清水江龙氏说是常德，为柳氏族人，还说“不知有汉”的桃花源就是他们先祖所在地，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到达清水江之后才造得出那种“形制诡异”的独木龙舟。清（乾隆）《镇远府志》卷九“风俗”载：“重安江由秉入清江。苗人于五月二十五日亦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树控槽为舟，两树并合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可载三、四十人。皆站立划浆，险极。”
施秉杨柳塘镇的吴氏族人则认为，他们宋代就到达天柱远口定居，后朝中征兵，部分族人回到江南，明时征交趾，之后又回远口定居。之后迁徙雷山西江，再之后到杨柳塘定居。其族人丁兴旺，仅杨柳塘二十八寨就一万六千多人。据传，他们也是随军来的。先到瓮蓬，后移偏桥，过其桥名曰“偏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言之：“崿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可能就是这地方。其实，这支苗族人也不知其地，只知道那是苗族人居住的地方。其实这偏桥就是潕阳河上有古栈道，栈道一端插入岩壁，外部悬空，所以叫偏桥。现在施秉至镇远道上三公里处，名叫“打杵岩”的地方。偏桥硐蛮长官司，也就是在此地不远处。史载，偏桥硐蛮长官司，自宋安祟诚始，至安德千败落结束，前后历15任正官司，时间长达440年之久。到了这里之后，他们被按排在后来叫柳塘堡的地方。这伙苗民并不安分守己，借着一场滂渤大雨司机逃走。然而，雨势太大，洪水泛滥，大冲冲走了偏桥，他们见到桥已不存，高呼：“期旧忙也！”也就是桥冲走了。从此偏桥苗名“期旧”得名。其意是：洪水将桥冲走了！无路回东之中，他们借着小船，南迁清水江。之后溯巴拉河而上至“化外之地”的雷山西江定居。这支苗族有很多习俗就与汉族相关。如前文所说：那逝者因为行至火熖山，之后发觉不对，于是暗下云头，折往东云……这是我此文的《摘要》。
不要觉得新奇，现实本该如此。古驿之开通，汉文化的带来，给这里带来了不少好的文化，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苗疆本无税，现在来了，苗疆本无兵役，现在来了，苗疆本无阶级，现在来了，苗疆……什都是来了。理苗官、大小把总……什么都是来了。来了是不是好事？我们不知道，乾隆《镇远府志》说得公平：“当日之苗，环处施秉，至于偏桥东南而止，今则西北皆苗，汉人利其力，役甚。”
关于文化，有所谓学者曰：汉人带来了江南的种植文化。非也！我不知道其根据何来？就说农耕文化（估且叫农耕文明）：水车是苗人发明，水碾是苗族发明，种稻是苗人发明，木建筑是苗民发明，丝绸苗人发明、提水灌苗人发明、油茶苗人发明、打鱼的龙船也是苗人发明……我不知道汉人带来了什么？至于盐，我们叫“些”，“些”没办法搞到，于是产生了“水客”。“水客”是什么，学者们不知道，水客就是用木材到江南换盐回来的人。因为有“水客”，所以你们在现在的清水江一带看到所谓的“徽派”建筑。那么徽派建筑是江南的吗？对！因为江南是苗族的先祖地，你不知道“河姆渡”文化，苗族先祖所制。苗族古语中“几垄几额，几坝几角”说的就是这种建筑。
又扯多了。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偏桥有句话，叫“先有苗家后有汉，先有锅巴后有饭”，在施秉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现在举几例给大家分享。
苗族人不敬灶台。灶神苗族人叫它“险嘎说”，苗族故事里的说，这灶神原叫“丹”（dais），在我们唱苗族古歌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丹，原本和苗族人耶是堂兄弟，并吃着苗族耶母亲的奶水长大。丹长大之后，他不知恩图报，而是天天跑到土地那里去混日子。日子长了，土地也不喜欢他。他听说细利和细几家要砍枫树刻银两，但穷于没有斧子。他觉得这是一个混口饭吃的好机会。他去告诉细利细几他们家说，他有办法从雷公那里搞到斧子。不过条件是他们家必须杀鸡供他吃他才干。这两家人想：既然我们共一个奶子长大的，为什么还要供你鸡吃呢？但他就是不干。他们没有办法，只好供给他吃鸡。斧子总算借了回来得以砍枫树。可这家伙喜欢装神弄鬼，别人砍枫树的时候，他到枫树脚下修了个土地，人们误以为这是土地神，又杀鸡供他。土地知道了这一骗局之后，就告状到耇拂（苗族的天神）那里去。耇拂知道这是一个好好吃懒做的人，于是下旨：既然他喜欢吃就让他到灶边去吧，人吃什么他吃什么就行了。谁知，苗族人煮好饭菜之后，并不是先给他吃，而是先祭祀祖先，他得不到吃，心里闷闷不乐。后来，他跑到一个汉族人家去，嚯！人们就怕他跑到玉皇那里去告状，都得给他吃上前。他很乐意。从此之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他在上天汇报工作之前，汉族人还给他好吃的好喝的，饯行。到了玉帝那里后，他就说苗族的坏话了：苗族男人的手居然沾上了女人的乳水（这里指夫妻之间），还不洗手就吃饭，这是违规的，是必须被雷打的。而汉族人的乳液任意男人碰居然他没反映。苗族发怒了，从此不祭灶神。但汉族人是信灶神的。
那么偏桥苗人与汉族又有什么文化“交流”呢？有！
比如信巫之事，说是汉人是不信巫的，但这些汉人与苗人结为友之后，巫也信了起来。我曾在甘溪村的陶家塘，这里是明季民屯之后，陶氏还当过很大的官，偏桥的河堤因其陶洪莫总兵所修，因而叫“陶公堤”。然而陶氏之后虽为汉人，他们都是精巫术。这也就是《镇远府志（乾隆）》所载的“至今汉人效尤。”
汉人过七月鬼节，苗族人说七月是七妹下凡，你要过鬼节得等我苗人先过，七月十三接七妹，七月十四过鬼节，后来干脆全过十三了，这不知道是鬼节还是接七妹节。
八月十五过中秋。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直烤得大地冒烟，海水干涸，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后羿立下汗马功劳，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嫦娥。嫦娥偷吃药，飞落月亮上成了仙。后羿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而苗俗说是中秋月夜好，娃娃偷吃巫娄的南瓜而健康长寿。偏桥汉族娃娃也偷起瓜来。于是中秋成了“娃娃节”也叫“偷瓜节”。
施秉苗族有部古歌，叫《刊都刘席》，本来说的是苗族一部关于文字写书的歌，但苗族人在歌唱时用了不少的汉语语言。可当地汉族人则不知有此歌。
苗族人办席都是长桌宴，因长桌宴才能对唱古歌。而现在人已与时俱进，他们既办长桌宴，又办小圆桌。
苗族人二肚祭桥节，都是要煮红蛋祭祀。现在在我们很多的汉族村寨子也煮红蛋祭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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