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成真
戴忠钰
我做了个梦，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我双腿紧收，双臂像两只翅膀，有力地上下舞动，身子渐渐离开地面，在天空中翱翔。我还特别告诫自己，落地时还得用力飞舞，否则会把自己摔到地面上，那就惨了。
然而，到现实中的我，梦想总是破灭，更谈不上“飞”起来。当十一岁那年上小学读了上海作家胡万春的小说《过年》，我仿佛置身于“昏黄的路灯下”的旧上海贫民区。从这本书里，我懂得写书的人不一定是拿工资的专业写家，我幻想长大当作家。当我读了一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杂志，有这样一句话：“我长大了要当作家，书一出版，我成了作家啦。有人给我送来牛奶和面包说，‘作家先生请用吧！’然而，作家却要深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十九岁那年处女作《路》被蓝田县文化馆推荐到《渭南文化》（当时蓝田属渭南辖区）。我从二十岁开始写《生活集》，直到知天命之年，依然坚持。《生活集》记录着许许多多拨动我心弦的人和事。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份报送到陕西省省委审查的二十二集电视剧《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近四十万字的剧本素材百分之六十来源于《生活集》。当年主流意识有一句话，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我自己就努力干好大队团支书，还入了党，自己领导的团支部被共青团蓝田县委授予优秀团支部。我曾随蓝田县委赴天津小靳庄参观团参观小靳庄，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在北京玩了两天，当我站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四处环顾，发誓将来一定要给这个世界做点贡献！在参观的半个月中，我在《生活集》写了十九篇文章（含诗歌）。一九七四年的冬天，阴霾的天空飘着雪花，可是在全公社党员干部会场却是一派热烈的气氛，我用四个小时作了一次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活动报告。现在回想起来，可叫“心血来潮”。大会结束之后一盆冷水却一下子泼到我狂热的头脑上，大队副支书告诉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的档案，你屋是上中农成分，不然你是公社党委接班人副书记候选人。”顿时，我的心像这隆冬的季节，凉透了。这一夜我没有睡！我不分昼夜为革命工作，革命却把我列入“另册”了，太委屈了！从此我工作再也不热心了，一头鉆到文学里。在煤油灯下读书，视力下降到0.5、冬天很冷，我把椅子放在炕上，坐在小板凳上，把双脚塞到被窝，开始学习。有次大队会计来了，看到这个现场笑了说：“兄弟，你是在设法场逮鬼吧？”我们都笑了！因视力太差，我姐不要我再看书，特别指出：“你这样下去，小心成了瞎子。”我想了一办法，夏夜，开着窗子，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着模糊的白纸，我像瞎子不点灯一样在纸上写字，这个效果很好。至今，在仅能隐约看到白纸的环境我依然可以写字。有一个老师告诉搞文学的人，必须有广泛的学识，不能仅仅只看文学书籍、理论、哲学等，只有“博学”才能写出有思想高度的作品。我除了看马列、毛泽东著作外，还学习《辨证唯物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还读了《圣经》部分章节。雨天，放牛羊的时候，别人围在一起聊天，我却坐在老远的小板凳上，在雨伞下看书或写《生活集》。那时，大集体干农活每晌有几十分钟休息，这几十分钟成我的一节自习课，有很多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读完了。
一九八四年我在西安一家大集体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和陕西电视台很近，我认识了陕西电视台文艺部的苟良老师（他后来是陕西电视台副台长）。这时，我才知道搞电视剧的人不一定是电视台的人。苟老师把每期《电视剧》杂志送给我，那时候，我把目标锁定在电视剧上。有次苟良老师建议我最好了解点高等教育方面的知识，我又在省教院办的西安永兴自修大学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夫人嘲笑我说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学习大学课程不嫌笑话！那时，我在西郊单位一个分厂负责，从这里到永兴自修大学所在地的南稍门小学有三十里路，我来回骑自行车，回到西郊后，晚上我开始把学的古文译成白话文。十八年后，我来到西安文理学院，后勤集团安总交给我的工作，其中有负责学生自管会和《校园生活》报，我学的这点大学皮毛知识却发挥了作用。当时办报的只有我和在校生雷锋同学。如何办好这个大学院内的报纸，压力很大，我经过反复思考，理出了头绪，我对雷峰说：“《校园生活》报学生读者最低都是大专，也就是说是个大学生。高校报纸和农民报、工人报还有所不同，大学办报必须有大学文化理念和大学文化底蕴，如果缺乏这两点你就不要再在大学办报了。”为了论证我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向当时的文学院贺院长请教，贺老师对我这个观点很支持，我更有信心办好这个报纸。正因为自己有着点大学皮毛知识，有利于我和大学生的沟通，为我观察体验高校这个社会的特殊群体和搞好学生自管会工作创造了条件，使我较清晰地看到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在西安文理学院，我发表了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多篇作品，其中有一篇小说名叫《昨夜下了一场雨》，送给文学院梁院长看后，梁院长建议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由影视专业的学生完成摄制。近年来，我在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炎黄文化报、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现改为《当代陕西》）和党风与廉政杂志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在一九九七年，在《当代声屏》杂志发表五集电视剧《命运》，还在该刊上还发表了《“夹缝”中的编剧》《还是走出彼得格勒好》等有关电视剧方面的理论文章。
的确，我今生有很多梦想，为了梦想，历尽艰辛，付出很多，失去很多升官发财的良机，也失去了很多本属于我的东西。当我从作家协会拿到作协会员证时，盯着印着钢印的这张忧郁的照片，百感交集，感慨万千！然而，梦想成真，对我而言，委实是件庆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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