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白石山坑口是一个干涸的鱼塘，我就是曾栖息于鱼塘中的一条鱼，时间的锉刀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一块块暗红的疤痕，那是矿山生活留下的印记。矿里的每一个人，与生活的关系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大多数人都以失败而告终。青春消逝了，爱情的存在是那么的遥远，就像冬日黄昏的山峦灰暗。山上枯萎的茅草与矿区裸露的泥土留下的背景，就像卷扬机等候在井口的索道上，将罐笼车送进狭窄隧道深处的黑暗。
1979年的白石山坑口和许多的国营企业一样，组织庞大，等级分明，纪律松散，结构僵硬。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场，电影院，俨然是独立世外的封闭的小社会。职工的子女继续工作，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和老阿姨的打情骂俏中解甲归田，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不安于现状。矿山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漠然锋利，会对一些人进行修枝剪接。因此，事物的景象也被覆盖和涂改，有的在抽枝，有的在凋谢，有的将永远不再发芽。
在矿山，工种的类别永远是印在脑门上的标签。我们把下井叫做“下地狱”，在选矿厂称为“在人间”，进机关大楼上班被誉为去“天堂电影院”。直到现在，记忆中浮起的那段矿里生活仍是这样：一条裸露了皴裂皮肤的泥土路，两边散落着一些灰色的水泥楼房，有的墙皮已经憔悴地脱落，露出里面病态的青砖，远远望过去，像一群长满老年斑的老人，表情衰顿和苍凉。上二楼，须攀一段简易铁质楼梯。从单身宿舍半开的门缝望进去，被涂上绛紫防锈漆的窗户，忧郁着未曾愈合的黯然伤口的颜色。玻璃上贴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又贴了一层近乎全裸的女明星写真。窗台上晾晒着开裂的旧皮鞋和边角已经发黄的运动鞋。门口到窗户拉一根铁丝，展览着下井的工作服，汗味的毛巾，还有肥大的短裤和内衣，有的还正在滴水，有的仍展示着刚从井下带来的泥浆。地上的塑料暖水瓶搪瓷饭盒牙缸肥皂黑色橡胶雨鞋，挤在一起，如同一伙落难的兄弟。
我在春天来到矿里最深处的。新工人一般按父母在矿里的职务等级分别安排在井下，选矿厂和机关行政楼里。我怀里揣着在中学时发表在省报市报上的几篇瘦小的诗歌，自以为这些矫情的诗句在劳资科分配工种时能闪现出一些光亮，事实上进矿之前，我就像被化验过品位的矿石样品，已经分放在等级不同的储料仓里了。车队调度的儿子进了车队，我的伙伴，球磨车间主任的儿子被分在选厂电工班，我的同学，财务科长“O”型罗圈腿的女儿去了广播站。而我，一个做着幼稚文学梦的农民的儿子，被丢进了矿井，每天从八百米深处向外吐出矿石的黑洞。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扔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死海，恐惧自脚底袭来，悲伤从头顶覆盖，失控的身体不断地沉下去又浮起来，所望之处是一片被绝望笼罩的迷茫。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颓废地在录像厅里，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我将躯体暂时寄放在录像厅里，等着被命运里的曙光领走。记忆中有些暖意是在录像厅和那些香港言情武打片，那是一些薄荷和吗啡，给当时凄惶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和麻醉。在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港片有着一种时代小叛逆们的集体烙印，最接近青春期成长的本质，充满了暴力、堕落、希望和绝望，现实的落差感让迷惘的青春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心驰神往。那时的录像厅比现在的电影院要安静，易拉罐总是在剧情高潮时“嘭”地响起。我痴迷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幻想自己能成为生活里的“小马哥”，要是录像厅连续地放，我就会连续地看。有那么两三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荧白的光跳动在身体里，录像带哒哒地转动声中释放出一股怪味，那是身体发育的气味，也是梦想被现实挤压碎裂的声音。我喜欢那二十寸荧屏里带着拽音的异域传来的“我靠，我操”的粗俗，“我马子”是当时听到的最为动人的对女友的称谓，真的让人心颤又心碎。现在的人越来越客气，讲话也越来越精致文明了，但这些文明精致的语言永远不能击倒任何人的心灵。在录像厅里，我师兄龙飞跟我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黑社会老大，有钱后把矿里行政楼里那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统统给睡了。他是在连续看完三场录像对老板喊了一句“换片”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我开玩笑让他给我留个档次低点的。他比我早到矿上三年，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我们都叫他龙哥，他的身后常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总是喜欢用摩丝把头发都收集到脑后，然后穿一件藏青色的毛呢大衣去矿里，扣子故意敞开，风一吹，后摆飘起来，像一只蓄势待飞的大鸟。
有一次，我去录像厅，遭到几个混混的纠缠，剑拔弩张之际，龙哥的黑披风出现，以他在矿里一带呼呼作响的影响力，化解了一场荷尔蒙过剩的无聊撕扯。想起录像厅的事，我不得不专门写上他一笔。他是因为父亲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被掩埋顶替父亲名额来矿里的，他人生的辉煌顶峰是一个人对阵坑口的二十位壮汉，直到对方老大抱拳拱手叫停。1992年我调出矿里，他还在坑口，1996年坑口进入破产程序，他买断后回了老家，后来便没了消息。
有时夜里下班，在暗处时不时的看到一对对贴在一起的身影，听到有人走来，立即鬼鬼祟祟地分开，等人走去立即又缠在一起继续他们甜蜜的事业。单身楼里住的矿工年龄参差不齐，年长的四十岁有余，年轻的二十岁不足。一些结过婚的单职工家属来矿里住，同宿舍的工友只好挤到别的宿舍去。这些伪单身职工，矿里没资格分到房子，就把宿舍作为他们的临时洞房，有的为了每夜都享受鱼水之欢甚至长期盘踞下去。单身楼住房日趋紧张，后勤科就来清理，矿工和后勤科长打游击，往往是科长刚清理了这屋，那屋又将简易的雀巢复合在了一起。有了女人的宿舍就是一个家，有了家就有了工友喝酒的地方。白天从山上采的山蘑打的野鸡让女人炖了下酒，晚上也常熄了楼道里的灯，耳朵贴在有故事演绎的房间门上偷听真刀真枪的激情戏，高潮部分往往是第二天井下一整天黑暗生活里的精神快餐。中午去食堂打饭，路上经常会听到广播站的喇叭里播放一首声嘶力竭的歌曲，印象中只有两句歌词“圣女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无望的重复，像是嗓子被耗尽了水分的绝望的干嚎。矿工真实的生活并不是夜幕降临时，行政楼前小广场上工会组织的职工舞会，捏着女职工的手在原地转圈，荡出的小漩涡并不能滋润我们麻木干渴的身体，四块石头夹块肉死亡的恐惧感是井下工人永远的致命伤。井下潮冷的黑暗侵入我们的血液，赌博，偷情，醉酒，打架成为身体里的子弹，射向比心灵更深处的空虚。由于是三班倒，宿舍里每个时间段都有人在睡觉或谈论女人。想象中的女人往往具有大众性，相当于现在的大众情人，可以供大家分享而不发生口水，那是一道百吃不厌的菜，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取一口，然后品头论足津津乐道。
宿舍里共八个人。有个叫强子的，是个有十年工龄的碎矿工，绰号一只手。我在宿舍里只见到他一次或者两次，印象中他的脸像一块用旧了的灰暗的布帘。听别人说，为了苦练赌技，他在村里租了房子，让老婆用燃烧的焦炭训练他的手指，他的梦想是做港片里周星驰那样的赌神。楼道里经常传来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因为赌博，他经常在矿里被人追打，他的一个传奇是他的老婆被输给了赌友，另一个传奇是他因欠赌资被砍断了那只曾经被火焰训练过的手。后来，他因为租用拖拉机偷窃矿里电缆被保卫科带走。有段时间他拖着一条半袖管在矿里游荡，然后不知不觉像烟一样消失掉了。有时候，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戏剧性，有一段时间，矿里又出现关于他的传言，说车队司机去丰城煤矿拉煤，在煤矿看到了他，他已经成了拥有两家亿万元煤矿的大老板，开的车子是日本蓝鸟，还讨了一个水灵灵的黄花闺女做老婆。
我下铺的杨晓波，和我一起被分到井下，是我要好的兄弟。他眼睛近视，戴一副四百度的眼镜，看上去瘦弱文静书生气十足，是井下工人的另类，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生产科的技术员。他从不去录像厅，每次下井回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趴在床上看书。他最喜欢看路遥的《人生》，始终把它压在他的枕头下边，似乎那本书是一个支架，枕着它就能支起一个年轻矿工的理想和被理想虚拟的爱情。他能弹一手非常动听的吉他，最拿手的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名，但第一次高考未中，复读一年后仍然名落孙山。他给我看过他女朋友的一张照片，女朋友是他高中同学，考取了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那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女孩，头发是洗发香波洗出的那种亮泽，脸上是没有任何修饰，那种清纯黑白分明，脖子上有一块洁白的丝巾，让这个女孩干净到了骨子里。以致我多年后看到电影《真空爱情记录》里饰演夏文心的马伊俐，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刚来矿山时，还有一些薄薄的信笺，带着淡淡的樱花的香气，飘落在杨晓波颤抖的手里，后来就如桃花凋谢般悄无声息了。杨晓波给我看女孩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只记住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知道世间有多少情人，曾经用古人留下温柔的刀片，切断了几多不现实的爱情。后来我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就已经觉得路遥对所有善良的人撒了一个谎，这个谎把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善良人的意淫。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下铺有节奏的晃动摇醒，发现杨晓波趴在床上拿着那个女孩的照片做类似于俯卧撑的动作。被我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和她好了三年，只摸过一次那个女孩的手，跟棉花似的，骨头都酥了。杨晓波性格里不是一个放得开的人，那以后更加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在深夜里悄悄地流泪。他用更多的时间翻看枕边的《人生》，那把挂在墙上曾给那个女孩带去过甜蜜的吉他已经很少再弹起。那年冬天杨晓波去井下当班，在清理掌子面时，一块石头砸在小腿上，造成粉碎性骨折，矿里给了三万元工伤补偿。杨晓波离开矿山回农村老家时，我帮他把吉他和他的那本《人生》拿到车上，因为他的手腾不出来拿更多的东西，他细长的手指需要扶住腋下不仅要支撑他的身体还要承受他以后将更加沉重生活的那副拐杖。
夏日里，井下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一位年轻的工友在清理哑炮时被突然炸响。死神又拿走了一个生命。死亡好像一团巨大的黑雾，始终笼罩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想逃离井下，我知道，只有用心中的那支笔去打开头顶的黑暗，哪怕仅仅是划出一线微弱的光亮。我把白天抱着凿岩机的手，晚上洗一洗用来写诗。我坚持在虚弱的纸张上搭建盛大的天空，建构光明的未来与梦想。我和另外几个诗友创办了矿山诗社，每个星期准时出版一份油印的诗刊，我口袋里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忧伤随时会将这个本子涂满，有时我们的油印小报上整版整版的篇幅都是我的诗歌。我将每期的小报亲手送达机关大楼的各个科室，我希望自己忧伤的诗句能打动那些掌握着我命运的人。然而，我听到的是脆弱的拍打声被一扇扇面无表情的门，冷静地关在机关大楼里。
我们这些被忽略的鸟，开始去寻找他乡茂盛的叶片。我们带着诗歌去县城和当地诗歌爱好者联谊和交流，数股小型游击队会合逐渐壮大，激情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无限放大，诗意似乎暂时得到了更好的安放。那些真正脱离了地下的日子阳光灿烂，我开始有诗歌和散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我把这些短小的作品精心地剪辑在一本集邮册里，我希望这些单薄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变成一级级的楼梯，一直通到井上铺满阳光的地面，通到行政大楼写字台的办公桌上，我可以每天上班去锅炉房打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
有人说：男人是诗歌的强盗，女人是诗歌的俘虏。可我却觉得：诗歌是青春期的冲锋枪，多情的子弹能击中几十里之外的姑娘。有一次，我去县一中拜访一位诗友，经过一间开着门的教室时，发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在给学生朗读课文，黄鹂鸟般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那是1990年的夏天，时至今日，仍在记忆的河里漂浮，波光粼粼。从那以后我评判漂亮女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必须具有甜美的音色。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曾经在一次诗会上见到过她，纤巧灵动的腰身，水墨笔画的长腿，眼睛里有一层看不见的雾气，朦胧的电光闪过，击中的是一颗近距离对视男人的心。她也发现了我，她对学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出来领我去找那位诗友，似乎是天意，那个老师不在，她有些羞涩又有些兴奋地请我去她的宿舍。在她的宿舍里，我发现了刚出的一期《诗刊》上，我的整版的诗歌正幸福地摊在她整洁干净的办公桌上，可能正在读或者已经读完还没收起，看得出，她正被那些煽情的文字甜蜜地麻醉，她却一无所知。韩寒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和记者，那时候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都不中意这些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传统不断被颠覆，一些文化还没沉淀就已经被冲走，在这样的动荡中，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去表达，让作品不再有现实的遗憾。
我似乎找到了暂时逃避现实的出口。她是江西师大附中实习的学生，课程不多。我一有机会就去附中找她，用自行车驮着她去马路上狂奔，我不时地让脚下的自行车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肯用双手搂住我的腰，将并不完全属于她的上半身贴在我迷醉晕眩的后背上。她骑自行车的样子更像中学生，我骑累的时候，她会暂时挪用一下我手中的车把。她上车的动作在一些八十年代的经典电影中呈现：左脚踏在脚蹬上滑行，右脚在地面上助跑，飞行前的加速度使她的裙子向后飘起来，人也在飞行的前奏中一下飘远了。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咯咯笑着又飘了回来，轻盈得如同线握在我手中的一叶风筝。那是一段永远不愿结束的幸福的飞翔，路的尽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甜蜜的飞行。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个夏天游遍了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矿山的生活，更多的是没有爱情的伤感。颓废的忧伤，也预示着茫然的未来。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暴力，散发着腐烂的味道。多少年过去，那些和我一起在黑暗中生死与共的工友，被时代的手轻轻抓起，像沙粒一样散落在尘世的不同角落。我认为：人生是一个被腐蚀的过程，就像一段铁，时间长了会生锈。于是，在我们抚摸的时候，会掉下一些斑驳的碎片，这些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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