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东新
“哥们”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时髦的一个称谓，是“兄弟加朋友加知己”的意思，能称得上哥们的，说明关系非同一般，或者有患难经历，或者有过命交情，或者两个人从小玩大，或者几个人臭味相投。不是有句话说“一起上过山，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嘛。不过，现在却不兴“哥们”这个词儿了，哥们逐渐被网络新名词“帅哥”“酷男”“高富帅”“屌丝”所取代了。
“哥们”谓谁？姓唐名国庆是也。也不知道哥们唐国庆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国庆”，是因为他生在国庆节里，还是他的出生有与国同庆之意，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就是这个其貌不扬说话半懂不懂（他不会说东安话）从遥远的新疆转学来的黑瘦小子倒成了我名副其实的“哥们”。
说来好笑，与哥们唐国庆的相识还是有一点由头的。那是初中二年级，我所在的班级转来了一位说普通话不会讲本地话的新疆学生，同学们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位天外来客，既惊讶又好奇，加之语言不通，唐国庆又是外乡人，因此没有多少同学搭理他。我那个时候成绩中等，在那个以名次定座位的年代，我不幸也无辜地坐到了教室第五排，唐国庆由于成绩差坐在第六排（我们同学都坐单排），我们成了不是同桌的同桌，于是课堂上有了我们的讨论与交流，课堂外有了我们的追吵与打闹，他跟我说起他的家庭、他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人情世故，我也倒豆子似的向他倾诉了我的一切，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起上学，又一起回家。但好景不长，大概刚刚初三毕业，唐国庆因为没有考上高中而回到他父亲的单位——县第一水泥厂当了工人，之后我们便联系少了。
我多读了三年高中，却因为英语拖后腿而没考上大学，由于家庭比较贫困，我放弃了复读的机会，回到母亲的单位——县酒厂成了一名待业青年。本是懵懂无知的花样年华，然而知识的恐慌和前途的未卜让我变得迷惘，终于在一位老同学“班长”的带领之下选择了参加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的学习，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之所以选择自学考试，是因为自学考试不仅低廉，考一科只需8元，平时只要准备好资料，在家也可以自学，还不耽误工作，而且自学考试的声誉也蛮高，真正自学成才者远比那些花钱买文凭的“四大生”强多了。
那个时候我在县酒厂待业，工资是按件计酬的，有事做的时候，工稍稍微高一点；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工资少得可怜，就连那微薄的工资一发下来，我都交给了家里，自己一分不留。至于考试的钱当然得靠自己想办法了。于是几次关键处我都找唐国庆帮我周转，有几次甚至十元二十元，最少的一次我记得向他借了八元钱，至于什么时候还唐国庆从来不催，但我也从来不拖欠他的，只要有了钱就立刻还他，这样一直坚持了整整三年。这三年中，我因为没有工作，无聊时总是去找他，他因为不善言辞，朋友也不多。于是，小山坡、铁道边、树林里，留下了我们排遣郁闷发泄牢骚的脚步，也留下了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大部分企业不景气，很多厂矿企业的员工都“南下”或“北上”打工了，唐国庆自然也不例外，加入了“南下”“北上”的大军。之后我们联系更少了。后来听说他家庭出了点变故，他老婆嫌他太老实又赚不到钱，和他离了婚，至于儿女判给谁，我那时因为在乡下工作，就没有深究了。
再一次的见面是在二十年以后，而且那次见面也极富戏剧性。那次我在表姨妈家吃饭，表姨妈说要等一个人，结果等的那个人带来了一个朋友。哈！不是冤家不聚头！歪打正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个人带来的朋友竟是我昔日的“哥们”唐国庆。
二十多年没见，唐国庆还是老样子。他还是那么忠厚老实，谨小慎微，木讷而不多言，拘谨而受约束。我原本以为他外出多年，见过大世面，想必在外面也当过老板经理之类，自然非我等泛泛之辈可及，但他的性格确没有太大变化，还和他读书时一样实诚，以致于我一见到他就认出了他。他告诉我说，他早就“下海”了，打过工，当过技术工人，现在在石期市镇某沙场给一个老板搞电工，工资还可以，不知是家中父母的缘故，还是自己家庭的缘故，总之这几年他没有外出，就在本县内打工。后来我们再度聊天，都是我找他的，唐国庆很少打电话给我，我想这应该是他的性格决定的。现在听说他离开了沙场，和几个朋友在县内搞水电安装，因为我在乡镇单位工作，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哥们”唐国庆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难以忘怀。
我忽然觉得，唐国庆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在我灿若星海浩如繁星的朋友中只是一处小小的驿站，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他仅仅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客，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过客，却在我的心底刻下了永久的记忆，让我觉得“哥们”这个词听起来舒服，想起来可亲，嚼起来有味，因为“哥们”唐国庆毕竟是一个实诚的人、一个忠厚的人；一个淳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敦厚的人、一个老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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