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读到网上那么多有关诺贝尔奖的贴以及微信群里有关诺贝尔奖的讨论，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也算是我和诺贝尔的一段缘分吧……

从波恩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我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工作了好多年，期间也曾经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呆过一段时间。在伯尔尼，我从开始起就遵循自己的“既定方针”，坚持学习瑞士方言，坚持用方言和当地人直接交流接触，使我有机会更深刻地了解那里的社会习惯。在牛津，我听取了英国同事的劝导，每天下班后到附近的一个“学生酒吧”去，跟一些陌生的年轻人喝酒聊天，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说来也巧，我去过的这些国家都属于日耳曼语系的国度，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些语言，我还专门到伯尔尼大学的日耳曼语言学系去旁听过一些有关语音学以及日耳曼语言变迁的课程，也通过自己对标准德语，瑞士方言（阿勒曼尼语），奥地利方言和英语的直接对比，切身地体会到“日耳曼语音变”的真正涵义和历史上日耳曼语言的变迁，也使我对流行在南莱茵河区的阿勒曼尼语和流行在北莱茵河区的低地德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有了一些初步认识。除了对地方语言的好奇，我更热衷于融入社会，关心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习惯。这些年，我已经亲身经历了瑞士山民的坚强和固执，瑞士法语区的葡萄酒和奶酪文化以及英国牛津的学生酒吧传统。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收到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通知，学术评委会决定向我颁发“瑞士优秀青年自然科学奖学金”，资助我到瑞典继续科研工作。于是，我又一次搬家，开始了北上深造的旅程。这次“北伐”，也是我了解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统的一个好时光，更让我有机会去学习属于北日耳曼语系的瑞典语……

说到我和诺贝尔的缘分，我去的那个研究所的全名是：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是颁发诺贝尔医学奖的学府，所以那里的研究所称为“诺贝尔ＸＸ研究所”应该是名正言顺。到了医学院以后我才发现，那里众多的研究所里只有两个“诺贝尔研究所”。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地了解到，虽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颁发诺贝尔医学奖，但只有为数很少的本院在职科学家得过此奖，所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一位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在职的研究所所长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后，他的研究所将改称为“诺贝尔ＸＸ研究所”。我们所的老所长是著名的神经生理家格拉尼特（Ragnar Granit），他在1967年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是届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第二位得奖者，所以他领导的神经生理研究所被改称为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也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到了那里以后我才慢慢地体验到，斯德哥尔摩是一座分布在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上，由70多座桥梁连接起来的波罗的海上的水城，这里既有充满典雅、古香古色的风貌又有遍及现代化城市的繁荣，更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气势非凡、绿色尖顶的大教堂和高耸入云的尖塔，而斯德哥尔摩老城里的那些狭窄的背街小巷和古老建筑物的风格又显示出中世纪维京人特有的街市风采。身临其境，我处处感受到那些在陆海空中竞相往来的汽车、自行车，轮船、飞艇，飞机、鱼鹰、海鸥给这座北方水城带来的无限活力，更能领会那苍翠的树木与粼粼的波光交相映衬给人带来的如烟似梦的神奇感觉。

记得那时我跟一个瑞典同事开玩笑地说过：“你们瑞典人很像向日葵”。生活在位于北纬59度的斯德哥尔摩，你确实会深感阳光的绝对权威和魅力。仲夏之际，临晨3点天已见亮，而太阳要到深夜0点左右才从容吻别地平线，可谓：“白日悠悠，夜不见黑”；寒冬季节，特别是圣诞节前的斯德哥尔摩，太阳总是姗姗来迟，只有在上午10时至下午3时之间才有斜射的太阳光临，可谓：“长夜漫漫，暗无天日”。在那里，我随时随地都能感到这些地处北方的瑞典人如何格外珍视阳光，以致珍惜每一丝光线。夏天时间，只要一有机会，瑞典的本地人就会坐在室外的草坪上，像一朵向日葵一样，仰面朝天，闭上眼睛，去享受一丝丝阳光的温柔抚摸；冬天时间，各种建筑物的窗户里都是灯光明亮，加上充斥着整个城市的灯火蜡烛和圣诞装饰以及来往车辆的灯光，给人一种特有的、似乎可以帮助人们化解心中寒冬孤苦的温馨暖意。

到达斯德哥尔摩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里的成年大学瑞典语班报名。于是，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9点，我和一些不相识的、不同年龄的外国移民一起上瑞典语初级班。我们的老师叫珍妮，是一位２０岁刚出头的大学生，她本人很热情，讲课也十分生动。上了几个星期课以后，她带着我们逛街，去菜市场，也和我们一起去酒吧喝酒，让我们有机会作口语练习。有一次珍妮审批了我们的回家作业后问我：以前是不是学过瑞典语？她接着解释说，我以为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语言感很好，有些语法我们还没有讲过，你好像已经运用了，所以这么问。我就向她简单地解释了我以前在其它日耳曼语的经历，我以为瑞典语的一些语法规则和德语有很多类似处，所以就这么“自由发挥”了。读完初级班以后，我就兴高采烈地到城里的书店里买了两本原版的《长袜子皮皮》（瑞典语：Pippi Långstrump）和《骑鹅历险记》（瑞典语：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然后捧着瑞典德语词典将这两本书读完，也算是我继续自学瑞典语的课程吧。

我们研究所的很多博士和博士后都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平时科学交流的语言是英语。但那些实验室的技术员，工场的技工和清洁工一般都是瑞典人，所以我从开始起就继续遵循自己的“既定方针”，坚持用瑞典语和当地人直接交流接触。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用照顾我，不用故意放慢速度，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话，如果有什么听不懂的或者说不出来的，我可以问，也可以用英语回答。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所以平时有时间他们总愿意找我聊天。反正这些年走南闯北，我都是这么做的，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最主要是一种感情问题，愿意用当地语言与别人交流，本身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友好和亲切的表示，这样才能真正接触别人，懂得别人，学会他们的文化传统……

瑞典是一个十分讲究开明和公民平等的国度，也特别强调国家机构的透明度。到了研究所我才发现了这种透明度的效应，首先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平等的，每天下午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所长到清洁工，不分卑贱，进来以后就地坐在桌边。最使我惊讶的是，当所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总是敞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自由进出，翻阅他书架上的书，只要留下借条，可以随时将此书借回家里……真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十分向往的“共产主义”的气氛。

当然，对这一切我还是感到很不习惯，一时适应不过来，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所长不在，一位年长的同事看到我动作拘束，就主动帮助我。他带我走进所长的办公室，告诉我：进门的右墙边的书架上放的虽是所长私人珍藏的书刊和文献，但我们可以自由阅读；进门前方的书桌上放的都是所长的私人信件，我们不能乱动等等，给我细细地讲解了很多注意事项。最后，他指着书桌旁边的一个有点像金属制成的抽屉柜，庄重地告诉我：这是所长的绝密保险箱，里面放着有关当年诺贝尔奖被提名者以及所长为此收集的所有资料。那是我们的绝对禁区！！

这次经历以后，我发现除了他找人开会、谈话，或者打电话，所长办公室的门确实总是敞开着。我又发现，每星期六上午９点到下午１点他都准时来到办公室，然后一反常规地将门关上。所里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段时间是“神圣”的，没有“人命关天”的大事绝对不允许打扰，所长在这段没有日常烦事、没有电话和旁人干扰的时间审阅一些有关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资料。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我们还没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要读文献就必须走进图书馆阅读，至少要到图书馆复印那些文献。当然，所长也需要阅读有关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一些原始文献，为了保密起见，和诺贝尔奖有关的文件复印都必须由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进行。有一个星期一早上，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的秘书今天病了，我能不能帮他跑一趟。然后他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我（里面立出了他想复印的文献），要我将它交给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秘书处的Ａ女士，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带回Ａ女士签过字的收据。到了那里，那位Ａ女士接收了那个信封以后，首先检查了它的完整无缺，然后在收据上签了字。最后，她又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下一个厚厚的、密封的Ａ４信封（里面装着以前复印的文献），要我在一张接收表格上签了字以后，将其交给我。回到所里以后，我将这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了所长，检查了它的完整无缺以后，他在一个接收表格上填了日期和时间，我们各自签了字，然后他将这个厚厚的信封放进了保险箱里，这样我的差事算完成了！

经过前一段瑞典语的学习，我觉得自己有一些阅读能力了，就想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读一下诺贝尔遗嘱的原文。我读原文的本意是想知道，诺贝尔为什么要设立诺贝尔奖，他对此奖有什么特别规定？初次读了原文以后，我感到很多疑惑，怕自己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所以反复地读了几遍，又参照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翻译，可是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看来看去，诺贝尔想设置的是一年一度的“科学奥斯卡奖”，去奖励前一年的科研成果；还有使我疑惑的问题是，诺贝尔在他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每年有多少人可以得一个奖”，也没有提到“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得奖”……

我们这些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在所里或学院里不允许交谈或评论有关诺贝尔医学奖的事宜，更不允许向评选委员会和诺贝尔全体会议的成员打听有关授奖的事宜。更有甚者，评选委员会和诺贝尔全体会议的成员非在规定的开会场合，不允许私下讨论授奖的事宜或者交换对被提名者的意见。也就是说，每个成员只能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力来评价那些被提名者。我们研究所所长是格里纳教授（Sten Grillner），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理家，我在所里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先是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副主席，然后是主席。那时我有些犹豫，不知带着这些问题向他请教是不是属于“犯规”的范畴。

有一次我们聊天时，我将自己对诺贝尔遗嘱的理解以及那些疑惑告诉了他，不知他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他笑着对我说：“没问题！你提的都是有关５０多年前的问题，所以超过了“保密限期”，而且也都是些公开的秘密”。他告诉我：诺贝尔是一位实业家，所以他所说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原意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贡献，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在上世纪初，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具体实施”诺贝尔遗嘱时，就碰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获奖者人数限制，如何对待死去的学者，最关键的是如何对待那些战略性的、“纸上谈兵”的重要理论，包括那时还无法证明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经过多年的争论和探讨，也征求了诺贝尔亲属的意见，最后全体会议以高于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决定修改“诺贝尔医学奖评选章程”，对以上的这些问题作了新的、更具体的规定。在此以后，这个章程除了对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宣奖前以及颁奖前死亡者如何处理方面作了适当修整以外，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工作以后，你无时无刻都会感受到诺贝尔奖的光耀，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感到自己也得到一点余光。以前我在伯尔尼大学，即便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时候，要与那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交流或者请他们来演讲，比登天还难，像我这样年轻的“无名小将”就更没戏了，吃“闭门羹”那是家常便饭。可是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些如雷贯耳、原本重金难请的世界学术权威，现在会毛遂自荐、甚至自己掏钱到卡罗琳斯卡学院为我们演讲。更有甚者，有些世界著名的学府和一些学术权威会自告奋勇地向我们提出合作项目并愿意担负所需资金，所以在卡罗琳斯卡学院工作的两年中，我认识了很多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他们一起喝过酒，聊过天；也曾经带他们以及他们全家参观斯德哥尔摩；也和他们的研究所有过一些合作。

当然，和这些“世界学术权威”的交往，大多属于“礼尚往来”，没有什么深交可谈，更不能谈到“推心置腹”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些机会和他们平等地交谈，有时酒喝多了，他们也会说几句心里话。总之，这些交往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虚荣心，也加深了自己对他们这种心情的理解。仔细想想，他们也是人，人怎么能没有私心呢？只要大家都能遵守科学界的基本法规，为己奋斗也无可非议。反过来说，想想我自己，有时也为自己尚存的“狐假虎威”之念而自感惭愧。

在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我可以称他为朋友。离开斯德哥尔摩到了哥廷根以后，我们还继续合作，甚至在《自然》和其它一流杂志上共同发表过一些文章。他在我的面前发过很多牢骚，也跟我谈过他的一些愿望。有一次他的小儿子中学毕业后，不知何去何从，又不愿意到自己父亲的实验室去实习，他就给我打电话，让他儿子在我的实验室当见习生。记得他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第一时间给他发去了祝贺的电邮：祝贺你终于如愿以偿！他回答说：谢谢你的祝贺！是的，现在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了！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有个很有意思的老规矩，就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不仅要做一个公开的学术演讲，还必须在诺贝尔奖颁发仪式前一天晚上参加医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举办的啤酒派对，他们有义务跟年轻人喝酒聊天。记得1994年的得奖者是美国的Gilman和Rodbell，我也参加了那次啤酒派对。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基金会办得活动都很吸引人，不仅仅因为活动的内容，更因为他们供吃更供喝，所以那天来的人很多，大家穿着很随便，有些人山人海的感觉。我也手拿一杯啤酒跟他们喝酒聊天，谈得海阔天空，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个学生问Gilman：“怎么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有没有什么窍门？”Gilmann听了以后大笑起来：“如果你要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搞科研，那你还不如去买彩票，因为获彩票头奖的几率要比获诺贝尔奖多得多！所以你只能凭着个人兴趣去搞科研，至于谁才能获得诺贝尔奖？”他抬起头来望天上看：“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解释吧！

谈起我和诺贝尔的缘分，也不都是与诺贝尔奖有关的，更重要的是我从那些生活在诺贝尔故乡的人身上，学到了热爱自然，学到了遇事从容不迫……
斯德哥尔摩群岛是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大型群岛，它由斯德哥尔摩向东伸延约60公里，与芬兰奥兰岛相邻，整个群岛约有2万4千个岛屿与小岛组成，以前群岛上的居民大部分是渔民，现今的斯德哥尔摩群岛已是市区居民周末和夏季度假胜地 。记得1994年仲夏，一个叫马丁的瑞典朋友约我和一个西班牙同事到他家在一个小岛上的度假屋去度周末，于是他开着快艇在这星罗棋布的岛屿中快速穿行，放眼望去蓝天白云，各岛上都是草木葱茏、鸟鸣啁啾，绿树丛叶中掩映着一栋栋色彩鲜明的北欧小木屋，岸边停靠着一条条帆船，更有许多划艇帆船穿梭岛间。停泊在马丁的那个小岛，“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脚踏青草，草间还有白白的雏菊，微风阵阵，送来灌木里野蔷薇的香甜气息，我深信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而已。

波罗地海的鲱鱼是瑞典常见的食品，在平常时间钓鲱鱼是瑞典人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而仲夏期间正是成群鲱鱼游过斯德哥尔摩群岛水域的季节，于是马丁带我们到一个旁人不知、神秘的鲱鱼必经之道去“捞鱼”。我们把小船慢慢地划到离岸不远的水域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突然间成千上万条鲱鱼成群结队、前拥后挤地游了过来，浩浩淼淼碧蓝的水面在温暖的阳光下忽然间银白闪光、耀人眼目，于是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洗菜篮子“竹篮打渔”，满篮满篮地往船里捞鱼，场面之壮观可想而知，因为我们几个人一下子也吃不下那么多，所以很快见好就收、满载而归。到了他的小屋，我们吃着野火烧烤的新鲜小鲱鱼，手拿酒杯，开怀痛饮，高谈阔论，最后饭饱酒足，其乐非凡。吃完饭后，马丁带我们在小岛上慢慢地择景散步，一路上我们又谈到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想到一个瑞典的语言学家能利用现代实验语音学方法和结构主义分析法，集中国传统音韵学与西方语言学方法之大成，开创了现代中国音韵学研究，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徒步一个多小时后，已经是凌晨时间，马丁带我们走到了他们家自建在海边的桑拿房，于是我们脱光衣衫走进了桑拿室，在热炉上岩石已被烧烤好久，其温度差不多80℃以上，等我们拿着浴巾在木板凳上坐稳，马丁就用小勺适量地往滚烫的岩石上泼水，突然间冲击性的蒸汽充满小屋，那蒸汽炎热得使你喘不过气来，这桑拿房虽然在海边装有落地窗户，但此时你没有任何心思观看外景，你只感到头颅发热、大脑空虚，任何思想杂念都云消雾散不复存在，好像天底下只有蒸汽，高温和你，你唯一能做的是集中精力去呼吸，本能地在那炎热的空气中去寻找那人命关天的氧气，寻找你微不足道的生存……

差不多十几分钟后马丁把门打开，我们跟着他带着赤裸的身子往外跑，在这炎热之后一头跳进波罗地海，突然全身大冷，顿时奔波紧张的疲劳消失了，全身心觉得舒坦、惬意畅快。这时我才开始观察四周，开始在那渐进日落斜射的太阳光下慢慢体会这一刻的静谧，看着浩淼的海面和橘红的地平线，波光粼粼、涛声温柔，感叹不已，只借杜甫诗句而抒情：“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睹”。于是工作、社会好像都远在天涯，平日的忙碌和喧嚣也如烟似梦，只有这茫茫的大海，温柔的阳光和裸露的躯体才是真实的人生。这时马丁说了一段特别简单但也很有哲理的话：“我们都是这么光溜溜地从上帝那儿来，终有一天也将这么赤裸裸地回到上帝那儿去，看看我们这裸露的躯体连个口袋也没有，金钱、名誉和权势能往哪儿搁，又有何用？”。此刻似梦非梦，却自然真实，我想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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