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广州市政协会议进行大会发言时，现场妙语连珠，到高潮处火力十足，尤其是吴翔委员向市委书记、市长和纪委书记的“叫板”：“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请你们先公开。”
吴委员这个“板”，叫到了点上。目前，我国尚无一套成文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此时叫板，无疑是对制度建构的渴望。官员公开财产，舆论一直在呼吁，这个“板”里，凝结了无数反腐希冀的民意所向。
叫板本是戏曲演唱时一种独有的程式，演员用规定叫法向司鼓示意所唱板式，把道白最后一句节奏化，引入下面唱腔，或用某种动作规定下面唱段节奏。近些年，已衍化出新的含义，人们更多用于向某人某事发起挑战，或与其较劲。社会上小人物叫板大人物的新闻屡有所见，广受关注，引起热议。
叫板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进步。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中央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情况下在京召开，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71%。97名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只有40人允许参加全会。为凑够法定人数，开幕当天才从被许可出席全会的候补委员中挑出10人，增补为中央委员，陈少敏就是其一。
全会在正直的中央委员无法表达真正意愿的情况下，讨论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一天，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时，陈少敏不愿看到这耻辱的一刻，紧闭双眼，一言不发，拒绝举手……投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惟一的一张反对票。
中央委员向全会错误决定叫板，无疑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进步。试想，如果当时有更多像陈少敏这样敢于叫板的人，我们党可以少犯多少错误？
叫板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有人敢叫板，权力就不敢轻易滥用。有个区委书记，在全区党政干部大会上号召干部养牛，并宣布：谁牛养得好，我就提拔谁（人们猜测他收受了某乳品企业的贿赂）。还责令区委组织部拟定选拔“牛干部”方案。组织部提出，中央规定，党政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提拔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不是养牛。有人一叫板，这个昏招与腐败孕育的畸形儿最终胎死腹中。
叫板是一种对腐败的威慑。腐败常常发生在无人监督时，一旦有人敢于叫板，腐败分子就心有余悸。有个县委书记，交流到某经济强县任职，已按规定得到一套住房，又收受下属单位和开发商各一套豪宅。
一位老党员到办公室当面指出了他多占房产问题，此君哪里把一个百姓放在眼里，轻蔑地说，我有问题由上级纪委调查处理，你算干什么的？老人说，按《党章》规定我有权监督你，还有权举报你。这一“板”，立马把此君“叫”软了。正因为该县有一个敢于叫板的，腐败分子大多不敢明目张胆了。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其实还应加上敢于叫板的人，他们也是中国的脊梁。但这种人却受到了不公对待，许多地方视其为另类，常以“不保持一致”、“杂音”、“搅混水”等“罪名”进行打压和排挤。
敢于叫板的人，需要社会支持、法律保护，更需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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