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之“文学洛神”萧红
（一）萧红简介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著名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月22日病逝，时年31岁。
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写信结识鲁迅，1934年到上海找鲁迅，并且最终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萧红和萧军发表的《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
（二）求学经历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作的。
(三）红颜多情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前文所提的未婚夫）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现在的5万）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萧红萧军，意思为“小小红军”）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
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
在西安，萧红、萧军正式分手。此时萧红已经怀孕。当时萧军风尘仆仆的回到萧红所住的旅馆，萧军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他脱下外套和帽子，在脸盆洗脸，萧红就站在他后面。两人静默了顷刻，萧红开口说：“三郎（萧军的别称萧红一直这么称呼），我们分手吧。”萧军说：“好”。就这样他们结束了长达6年的婚姻生活。后来，萧军回忆说：其实我们在去延安途中感情就有些问题了，但是不至于离婚，我没有外遇她亦没有情人，如果她不说分手我一辈子都是她的丈夫。
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日军逼近武汉，端木蕻良去重庆。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四）文学之路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五）结识鲁迅
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此外，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等人的书稿不但被介绍到当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有时还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那里。在鲁迅的热情帮助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随后，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从此，萧红的作品便陆续在上海发行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萧红也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
（六）文学成就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因为作者感情的强力贯注，这其中的人和事与《生死场》中判若两样。虽然作者对故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识，但都显得漫不经心和微不足道。同时，孤僻“自闭”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却远没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温馨安稳来得沁人肺腑。
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这在左翼阵营中招致批评和非议乃是不足为怪的。但亦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这且说明，政治理想的贯注和技巧性的锤炼之外，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
《呼兰河传》回忆录：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了作者对旧中国的扭曲人性和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茅盾曾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七）社会运动
1936年6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萧红是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情感生活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旅居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但她还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以及诗歌《沙粒》等作品，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又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萧红还参加了胡风主编的《七月》编辑工作，并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前两章。
后期生活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八）香消玉碎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2014年5月24日 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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