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个让我觉得很神秘的年代；王憨，一个从外形到气质都像极了贾樟柯的男孩。就这两个因素，让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在没有一秒钟快进的情况下看完了这部叫做《我11》的影片。影片上的种种画面传入大脑，很陌生的场景，很熟悉的身影。滤去大炼钢，省掉用布票、粮票的环节，其余的一切仿佛都是我对90年代的回忆。黑白底片，被冲成记忆的色彩。
80末生人，90年代中期都早已有了记忆，可谁知道这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会如此有韵味呢？！上幼儿园时就盼着自己有条红领巾，不是因为所谓宣传中它的颜色，而是觉着是长大的象征，是威风耍帅的必要装备。上小学，经常忘记戴红领巾，脖子上却永远挂着那把代表“长大了”的钥匙，甚至洗澡、睡觉都不曾脱下。那时，怎会那么渴望长大，而当真的长大，在变老的途中，却常常回忆儿时的种种，脑海中时常蹦出“那时候”。
那时候，幼儿园的教室里贴满了1、2、3、4的卡通变形。拄着拐棍的，长着胡子的，带着帽子的，穿着裙子西装的，老师们不把教室装扮成一个个故事乐园好像就显示不出自己的尽职尽责。
那是候，小学教室两侧的墙壁上都有两个大胡子叔叔和一个金发碧眼的短发阿姨。我们只知道他们叫马克思、恩格斯、居里夫人，他们经常出现在名叫“我的理想”“我最崇敬的人”的作文中。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样幼稚的理想，我们把理想埋在心底想要经营生活，却发现先得学会努力生存。
那时候，家里必备一瓶酒，感冒发烧接受的第一项治疗是用酒精擦后背降温。家里的医药箱永远空空如也却永远在角落里站着一瓶酒精和一小瓶紫药水。因为几乎每天我都是血淋淋的回家，酒精和紫药水伴随我度过了童年的各种调皮捣蛋的时光。看看膝盖上细碎的疤痕，我已不记得是哪次因为什么而留下的“纪念”了。现在，拉开抽屉，备存的只有感冒药和膏药，也许再也不会因为疯玩而受皮肉之伤了吧。
家里一直留着一双特老特土的布棉鞋，不知道它究竟是来自姥姥家还是奶奶家，反正它或长或短的陪我走过了某个或某几个也许很冷的冬天。小时候的冬天好像是很冷很冷的。那时候的冬天人们穿的是棉裤而不是打底裤，穿的是棉袄而不是保暖衣，戴的是厚围巾而不是各种花色样式的帽子。十二月近中旬我还没有看到今年的第一场雪，空气干冷，干得让人烦躁冷的让人心焦。天黑了，我借着电脑的光亮读完了金兰都《青春》的最后一页，隔着灯很近，可我就是懒得去触一下开关，这种在黑暗中读书的感觉又让我想起了偷偷在被窝里看书的学生时代，书里说如果24岁大学毕业，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么根据一天24小时换算，24岁的年纪应该相当于早上的七点十二分，是正要出门上班的时刻，那么23岁呢，是不是我刚刚洗刷完毕呢。可是开了门，没有人管你是多少岁，他们只在乎你今天是否迟到。有人说这是个对话已绝，共鸣已亡的时代，也许这种言论太过绝对，我们现在只是少了那双忠诚守卫自己的“布棉鞋”而已，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低头看看自己，其实什么时候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不是棉鞋抛弃了自己，是自己选择了新的样式。翻看半箱的日记，对自己说其实对话还在，在日记本的字里行间，共鸣也有，在愤怒的想要发泄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的记忆中总有一个又可爱又可恨的妈妈。现在想来好像那时恨极了母亲的样子，零花钱永远是从十块钱讲价开始一路狂降到一块或五毛，想要一件新衣服要磨好久，最后发现好像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用家里那台老式缝纫机连夜赶制的，现在缝纫机孤寂的呆在老家，而我们都在陌生的城市打拼。小时候，好像哥哥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泡在大孩子堆里充当小大人，想想好像所有很二很坏的事我们都一起干过。现在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好像除了在酒桌上，我们再也无法那么肆无忌惮。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狠狠的吵了一架，大致是因为我工作的事，我以为他认为我不够好，后来才知他是怕我一个人呆在那么远的地方不够好，因为我是一个离不得家的人。在群里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却想不起容颜，这群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长大一起变老随时随叫随到的小伙伴已渐渐失去了联系，仅有的几个也只是偶尔聊聊不痛不痒的话题，那种生疏是当时万万想不到的。看着消息记录自己都想笑，“最近好吗”“挺好的”“你怎么样”“我也很好”，刘同说:"我很好"不是指我们有了钱了，有了朋友，有人照顾的日子。而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钱，没有朋友，没人照顾的日子。想想也是，这么久的日子谁没被遗忘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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