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当地人可以将椰茸当饭吃，椰子油也可以食用。椰子树叶里的纤维可以织粗糙的衣裙，而椰子树干则是木材。这种树木可以满足人们的大多数日常需求。某天诸葛亮率兵至此，他要教化当地人，便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春种秋收，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
耕种可比摘取现成的椰子要来得辛苦得多，这种看似优越的制度对当地人来说实并不怎么优越，所以推行起来有些困难，直至诸葛亮觉得光靠嘴皮子教化是行不通的，于是下令将云南的椰子树全部砍光，人们才不得不遵从这样一种麻烦的生活方式。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贵为一代圣人的诸葛亮会不会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胁无知民众，我不得而知，而且我也不太相信。但从这一件事中可以察觉到一个经常发生在我周围的现象：别人总是尝试以他自己固有的思想或学说来说服我，迫使我加入他们的阵营之中。而当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感兴趣，更甚，有丝丝反对的倾向时，别人就会面露厌恶之色，破口而出：“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当然这仅仅是我盯着别人失望的眼神时的幻想，但对方一脸的落寞却是真真实实可以看到的。每每发生这种情况我总在心里产生一阵纠结：不忍心看到别人因为自己而感到不快，但又不能接受与自己考虑相左的意见。最后折中的办法是不得不口头上应付着对方，内心却在破口大骂，但到底骂谁？骂自己也不是，骂别人也不是。胸口感到异常郁闷。
有过这样无数次的经历后，我也就慢慢学乖了。公众场合也不再高谈阔论，私底下讨论时我也避免和人争辩不休。一旦发现有苗头，就马上转移话题。如此一来，我便真的成为了沉默的一员，但是是周遭环境中少数的一员，而非大多数。
年未二十的我显然青春期还健在，然而被如此地内敛后我也不得不反抗了。我自认不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但即使是蛮夷，在受到中原人所谓的教化时也心有不甘，更何况你我之间的差距有如拖拉机与老牛拉车那般大么？这个差距由谁来评定?
到底是谁赋予了他们的权利，允许他们用的丝绸来取代我的树叶？答案是他们自己。自己的思想总认为是优于他人的，所以也不管他人乐不乐意，总想一股脑儿塞给别人。以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料子虽好但“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就捂不出其他别的来”。假如你的学说真的那么好，但我觉得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我大可以不听嘛，又何苦装出一副先天下之忧而优的模样企图说服我呢。无所事来变着关于衣服的戏法，正反前后两穿，继而满大街找人推销。而这正是当今许多的读过书的人所热衷的副业，还好知是副业，毕竟他们尚懂不可“以其昏昏，使其昭昭”，虽然总是明知故犯，关键是还要去不停地试穿衣服。否则有些人非得被逼得进青山不可。
观望漫漫历史长河，自孔夫子诞生以来文人们便学会了这种推销，孟子将其发展至高潮，一句“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不知让多少人不好意思说话。文革时期更是发展到极致，人们也不用去试穿衣服了，因为现今只有一件衣服可穿，想其他可不只是愚昧无知，而是反动了。
话说回来，生意要做得红火，除了有好的推销员之外，容易被打动的顾客当然是必不可少。埃利奥特·阿伦森在其《社会性动物》中便提到，从众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或者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者观点的变化。生在这片以和为贵的大地上我们具备了从众的大环境。你赞同这个观点？正巧我也是，那咱们可就是知己了。走，咱喝酒去！你反对那个观点？不要紧，我也是。走，咱还是喝酒去！这酒的确是好东西，两三杯下肚人与人就可以推心置腹，但第二天酒醒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要说的是，在周围其他人的压力下你很容易同意或者反对一种观点，特别是施加压力者是某些权威或者与你亲近之人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当两个文人在某个地方对骂时，背后总有一大帮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扬声器。你要问他为什么站在这一方，他会跟你说这人讲得有理，但追问这个理是个什么理时，人家总喜欢绕来绕去谈个大半天，从外太空谈到内子宫，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人讲得有理！听者会觉得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到底和这个理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却搞不清楚。要是这样说的人多了，你难免会头晕脑胀，最后搞得自己也想光荣地跳进火圈中大喊：这人讲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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